然而一張禁海令禁錮住了這樣的機會，直到西方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迅速發展壯大，明朝的皇帝才醒過神來。這是第二次機會，我們前麵說過，即便是西方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但是他們無論是造船業，還是航海技術，甚至是與之相匹配的天文學、地理學都沒有大明王朝發達，可是為什麼東方巨龍又錯過了這一次騰飛的機會呢？
有人說，中國是個曆史悠久的禮儀之邦，對待外國人，總是保持著儒家風采，或許在當時皇帝的心中，保持風度的比例應該很小，更多的是一種心態上的自大。從他們接收到的訊息來看，除了中國之外的地方，都是荒涼的、愚昧的蠻夷之地，所以才會保持著一種所謂的高姿態。
曆史的第二個機會——政治體製的改革。
在前文中我們說過，和曆朝曆代相比，明朝的政治格局有了一個全新的突破，那就是內閣的形成，以及自成體係的文官集團。在明朝之前，中國封建製度是皇權獨大，但是到了明朝，皇權受到了內閣的限製，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駁回他們看似不太穩妥的“聖旨”，這對於一個封建製度的朝代來說，絕對稱得上是先進的、開明的。
明朝的氣節決定了在朝廷之中，有這樣一群人的存在，這就是文官集團。文官集團中的官員大都沒有太高的官職，但是他們擁有一項權利——議政權，就是可以隨便寫奏章彈劾某人，哪怕是內閣首輔，他們依舊如此。
明朝對於官員的考核是每六年一次，到了要考核的那一年，所有的京官，都要寫一封述職報告給皇帝，但是這封述職報告不僅僅要寫自己的功績，還要寫清楚在這幾年之中，我都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不對的事情。其實這種述職報告，很難找到一些真正的漏洞，畢竟誰也不敢把自己貪贓枉法的事情正大光明地寫出來，往往都是記錄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關鍵的一點來了，這封述職報告，並不僅僅是給皇帝一個人看，還要在上朝的時候給其他官員看，這下文官集團的作用就充分發揮出來。如果哪一位大臣忘記了自己做過的某些事情，文官有權力指出來，甚至可以滔滔不絕、言之鑿鑿地和你對質。這文官集團就相當於現在的監督機構啊！
這種政治分工，是先進的，也是資本主義三權分立和君主立憲的雛形，如果大明王朝能夠再堅持一個世紀，有誰敢說中國不能一直領先下去呢？
曆史的第三個機會——萬曆新政。
張居正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我們前麵已經討論過了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萬曆皇帝內心的變化。張居正完全沒有想過，自己一心一意培養的政治接班人卻成為了最終的政治掘墓人，我們做這樣一個假設，在張居正開始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時候，如果做了這樣兩件事情，那麼或許結局就不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所有政策都被推翻。
其一，在培養小萬曆皇帝的政治才能之外，張居正能夠像徐階選擇自己那樣，選擇一個同樣有能力的接班人，成為下一任內閣首輔的話，那結果又當如何呢？
首先，當張居正過世之後，萬曆皇帝決定要廢除所有改革製度的時候，張居正的政治接班人會以理據爭，保衛改革的成果。萬曆皇帝雖然年紀小，但是不代表他傻，怎麼對國家和朝廷有利，他心裏還是有譜的，或許能夠保存下幾條改革措施也尚未可知。
其次，他的接班人作為新一代的內閣首輔，也會有自己的政治號召力，會培養自己的心腹，就如同當初張居正一樣。接班人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圈，自然會有自己統一的行為準則和政治目標，即使萬曆皇帝為了報複張居正而遷怒於改革，那麼內閣也有權駁回皇帝的聖旨。
其二，張居正在輔佐萬曆小皇帝的時候，沒有擺正心態，這也是萬曆新政最終失敗張居正自身的主要原因之一。盡管明朝的政治格局與之前的皇權集中製並不相同，但是張閣老在政治中心混了這麼久，難道不明白什麼叫做“伴君如伴虎”，什麼叫做“越俎代庖”麼？這是每一個皇帝都忌諱的事情，就算是權力再大的臣子，終究也是臣子，皇帝再小也是皇帝，更何況皇上也是會長大的，如果碰到心胸寬廣的皇帝，或許能夠一路和諧下去，可如果碰上了一個小心眼、愛記仇的皇帝，下場可想而知。可是張居正的做法卻像是一種賭注，他的籌碼就是萬曆皇帝必須是一個知恩圖報、心胸寬廣的人，少了一條都會給自己招致殺身之禍。
如果當初張居正能夠擺正心態，至少萬曆皇帝不會對張居正的家人進行歇斯底裏的報複，更不會在張居正過世之後，將他的改革政策予以廢除。
如果以上的理論能夠成立，明朝的經濟則會更加強大，政治更加清明，有了強大的資本，農民起義還會發生麼？後金還能夠輕而易舉地滅了明朝麼？這都是個未知數啊！
像這樣的曆史的機會其實還有很多，我們隻是說出了最主要的三點，就是這三點，就能夠讓大明王朝改變滅亡的結局，就如同蝴蝶效應一樣，當局者一個小小的決定就能夠對後世有這樣大的影響，確實值得深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