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治史者通過商討史書編修等問題而交流。如李燾在編撰《長編》時，呂祖謙致書說：“聞複刊輯《長編》，條例當益嚴密，第恨阻遠，不得陪侍筆削爾。”［179］又如朱熹編修的《五朝名臣言行錄》最初刊行後，呂祖謙就致函說：“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相似。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求教。或出於他人，則雜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180］後朱熹在《答呂伯恭》書中則言：“《言行（錄）》二書，亦當時草草為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為訂正示及為幸。”［181］凡此等等，說明治史者之間往往能通過對史書編修問題的商討，從而增進區域史學之間的交流與發展。
總體而言，區域史學成就突出，並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區域之間治史者的交流促進極為頻繁，使得治史者幾乎遍布各個區域，加之印刷業的發展，使史書的編修傳布更為便捷，這無疑是南宋史學得以繁榮發展的突出表現。
二、南宋方誌的編修
作為記載一地建製沿革、自然地理和政治、經濟、社會麵貌等內容的方誌，直到宋代才綜合地方地理、曆史、人物和文獻而為一書，從而發展和完善了方誌的編撰體例。［182］在新的編撰體例的推動和各級政府的支持下，宋代由中央主修的圖經，以及由州縣官主修的州縣誌得以迅猛發展。期間，尤其對偏處一隅的南宋王朝而言，雖編修有一定數量的地理總誌，但州縣地方誌的編修，成就則更為突出。
1.南宋方誌的編修
在北宋方誌編修取得相當成就的基礎上，南宋地理總誌的編修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吳澥有《曆代疆域誌》10卷、王象之有《輿地紀勝》200卷和《輿地圖》16卷、王希先有《皇朝方域誌》200卷，以及祝穆有《方輿勝覽》70卷。其中如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乃是其“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郡國圖經，參訂會粹”而修成的。據王象之《自序》，該書“每郡自為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篇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因該書征引浩博，敘事詳明，李在該書《序》中稱：“使人一讀，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與夫風景之美麗，名物之繁縟，曆代方言之詭異，故老傳記之放紛，不出戸庭，皆坐而得之。嗚呼！儀父之用心，可謂勤矣”。清人錢大昕亦指出：“此書所載，皆南宋疆域，非汴京一統之舊。然史誌於南渡事多闕略，此所載寶慶以前沿革，詳贍分明，裨益於史事不少。”［183］阮元甚至認為：“南宋人地理之書，以王氏儀父象之《輿地紀勝》為最善。”［184］王象之所撰《輿地圖》，陳振孫亦稱其“《圖》逐路為卷，其搜求亦勤矣。至西蜀諸郡尤詳。”［185］通過曆代學人的諸多評價，可見王象之之書具有極高的利用參考價值。又如“酷好編輯郡誌”的祝穆，在編修《方輿勝覽》時，其《自序》稱，“所至輒借圖經”，廣搜博采。呂午在該書《序》中亦言：祝穆“嚐往來閩、浙、江、淮、湖、廣間，所至必窮登臨。與予有舊，每相見必孜孜訪風土事，經史子集、稗官野史、金石刻列、郡誌，有可采摭，必晝夜抄錄無倦色，蓋為紀載張本也”。他撰就的《方輿勝覽》，記載南宋十七路所屬府縣之事。因該書重點在於勝覽，故對各地名勝、名賢詩文著錄頗詳。該書創設的名賢、題詠和外邑等門，對此後地理總誌的編撰體例產生了一定影響。
南宋各地方誌的編修亦相當普遍。南宋境內幾乎每個州、府、縣都定期編撰地方誌。對此，黃岩孫在《仙溪誌》尾記中談到：“今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紀錄焉。”［186］現今雖已無法全麵目睹南宋各地方誌的真實狀況，但我們仍可借助諸書著錄、征引以及存留的南宋方誌以窺其貌。作為著錄宋代方誌較為全麵的目錄書，當推《直齋書錄題解》、《郡齋讀書誌·附誌》、《文獻通考·經籍考》以及《宋史·藝文誌》。其中《文獻通考·經籍考》基本取材於《直齋書錄題解》，而《宋史·藝文誌》在著錄時則多未指明方誌所處的時代（南宋還是北宋），唯有南宋中後期成書的《直齋書錄題解》和《郡齋讀書誌·附誌》最能真實反映南宋方誌的一些狀況。一生主要活動於南宋寧宗和理宗時期的陳振孫，由於擔任浙、贛、閩等地地方官達20餘年，故對當地方誌編修狀況相當了解。他曾感歎說：“自南渡以來，關河阻絕，圖誌泯亡，得見一二僅存者，猶足以發傷今思古之歎。”［187］為此他極力予以搜求。加之他藏書甚富，因而在其著《直齋書錄題解》卷八《地理類》中，他著錄的南宋地方誌達70種以上。並且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南宋方誌大多由郡守（知州）主持，州縣學教授或郡人執筆。並且自高宗朝以後，孝宗朝至理宗朝間，南宋修誌達到了高潮期。
南宋方誌所記內容相當廣泛。對此，黃鼎在《乾道四明圖經序》中言：“故地理之遠近，戶口之主客，與夫物產之異宜，貢賦之所出，上而至於人物古跡、釋氏道流，下而至於山林江湖、橋梁坊陌，微而至於羽毛麟介、花木果蔬、藥茗器用之類，靡不畢備”。史安之在《剡錄序》中亦言：“凡山川城池、版圖官治、人傑地靈、佛廬仙館、詩經畫史、草木禽魚，無所不載”。當然，為編修成如此詳備可信的方誌，修誌者往往需要廣泛搜求資料。如周應合在修《景定建康誌》時，就在其《修誌本末》中專門論及此事。具體在征求資料方麵，地方政府發布征集文獻資料的告示，號召“自幕府以至縣鎮等官，自寓公以至諸鄉士友，自戎帥以至將校”等，凡自古及今有一事一物，一詩一文，“得於記聞，當入圖經者，不以早晚，不以多寡，各隨所得，批報本局，以憑類聚考訂増修”。對於遠近博物洽聞之士，“能記古今事跡，有他人所不知者，並請具述，從學校及諸縣繳申”。對於世家大族子孫，“能收上世家傳行狀、墓誌、神道碑及所著書文，與先世所得禦劄、敕書，名賢往來書牘，並請錄副申繳”。對於高人逸士，“其山巔水涯，古今高人逸士有卓行而不求聞達者，亦請冥搜詳述，以報本局”。在投寄資料的方式上，規定：“諸吏民父老中，有能記憶舊聞、關於圖誌者，並許具述實封投櫃。櫃置府門，三日一開類呈”，並且對其“條具最多，而事跡皆實者，當行犒賞”。有如此詳密的征求資料的措施和方法，從而使得南宋許多方誌具有內容詳備、質量上乘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