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目體誕生之後，南宋時人依據該體編修的當代史著作就有陳均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佚名的《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和《續編兩朝綱目備要》等。這些當代史著作雖依綱目體而修，但卻因編修的是當代史事，因而其書法義例並未全用朱氏之法。
對於陳均及其撰修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雖則南宋朝廷在授予其迪功郎的製詞中稱讚說：“爾膠庠布衣，學博而辯。上自建隆，訖於宣靖，凡百六十有七年，網羅舊聞，粹成一編，可謂有誌矣。本燾之史，仿熹之法。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可謂不繁矣。汝雖自言不敢盡同朱熹之法，然條目粲然。使皇綱帝範，一攬而盡得之，豈曰小補之哉？”［131］但時人陳振孫就其內容批評說：“去取無法，詳略失中，未為善書。”［132］宋末元初的王義山更是對其書法提出批評。他說：“司馬公《資治通鑒》不帝蜀而帝魏，晦翁非之，故作《綱目》。人知晦翁《綱目》大本領在帝蜀一節，而不知晦翁之說全出於晉習鑿齒。陳均作《宋朝長編備要》，續《綱目》也，其書法多有可議者。如書金兵弑其主亮於瓜洲一條，於理尤悖。亮弑母而來國之賊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紂之罪不大於亮，而孟子書之曰誅，如此亮安得稱弑”？有鑒於此，王義山“用孟子法書雲：‘金兵誅逆亮於瓜洲。’於是乎《提綱》作。其間大節目與陳均異者三百餘條，大書以紀要，分注以備言，又隨事而繹之，以己見之名衍義。”［133］由王義山為其著述《宋史提綱》所作的《序》可以看出，他是出於對陳均之書的書法尚懷不滿而著述的。在他正式撰寫該書之前，他曾請教過劉克莊。劉克莊曾鼓勵他說：“陳平甫壁角文字，何敢望此？子之此書有關於世道大矣，勉旃！”可見劉克莊十分推重王義山之書。那麼作為早期綱目體史書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是否果如陳、王二氏之言呢？我們不妨在此加以細究。
大致成書於理宗寶慶、紹定之交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134］雖是較早仿朱熹《資治通鑒綱目》撰修成的綱目體當代史，並且被推崇程朱理學的理宗宣詔上進朝廷，但在具體書法上，該書並未完全遵奉朱熹之法。在該書《序》中，陳均就明確指出：“昔嚐讀朱文公《通鑒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為此，他自己定立了十五條凡例：災祥、沿革、號令、征伐、殺生、除拜、行幸、賜宴、繕修、郊祠、賞賜、進書、振恤、蠻夷朝貢和蠻夷君長死立，並且在《參用凡例》中指出：“以一字為褒貶者，《春秋》之法也；據事實錄而善惡自見者，後世作史之體也。故自司馬氏以來，各立凡例，不敢純用《春秋》之法。朱文公《資治通鑒綱目》間或參用《春秋》之法而不盡用。今紀載本朝之事，則雖綱目之例，亦不敢盡用”。由此可見，陳均有自己的編修原則和具體凡例。真德秀對此評論道：陳均在編撰此書時，“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係則略而弗書。其誌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135］清人朱彝尊亦認為：“予觀平甫是書，簡而有要，可謂盡善矣。”［136］
為說明以上問題，今不妨以《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徽宗皇帝》（卷26至29）為例。該部分紀事自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至宣和七年（1125年），共25年。其間所列綱多達500餘條。大致可歸類如下：其一，有關天文災祥共56條。其二，人物除拜（含卒）共130條。其中最突出蔡京、童貫等人的多次除拜。並且在升、黜官員的比例上，罷黜明顯多於升遷，這突出反映了該時期用人方麵的特點。其三，有關內政共250餘條。其中有關大更革者多達六、七十條。最後，有關邊事及與國外交往方麵，共70多條。其中宋與遼、金的交往與邊事最為突出。可見陳均所列的綱相當詳備，並且突出反映了徽宗時期“大更革、大廢置、大征伐”的政局特色。
與綱相對應的目，同樣體現著詳實的特點。其表現主要有：其一，為詳明綱，目往往原始要終，以類相從。如該書卷26崇寧二年夏四月“更鹽法”之目，先追述“舊法”雲雲，再敘述蔡京新法。後又兼及同年九月、四年秋、大觀四年、政和二年、五年和七年鹽法更改情況。陳均之所以如此編排，主要在於可以使人們更能全麵了解徽宗時鹽法更改變動狀況。又如同書卷29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之目，陳均論述道：“內侍官謂之家臣，自古無賜坐者。其在禁中則不可知，外庭未嚐見也。時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視宰相。師成為開府，亦視宰相。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為師傅，於義尤悖。貫以領樞密，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複易窄衫與群閹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這是為詳明古今內侍職權地位的變化所做的論述。再如同書卷29宣和七年春正月“金人滅遼”之目，陳均在記述了天祚帝被擒而遼亡之後，又追述道：“遼契丹蓋東胡之種，在橫山之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自保機至天祚，凡九代”。這主要是為了使人更能明晰遼契丹的基本概況。其二，陳均在目中時而加注“按語”，以詳明史事。如在該書卷29宣和七年五月“詔宗室複著姓”目中，陳均在敘述朝廷詔語的同時，指出：“按江休複《嘉祐雜誌》雲：於故事中見真廟為壽王時，申奏文字皆用姓”。此為詳明史法。又如同書卷28政和七年十一月“詔蔡京五日一朝”之目，陳均用蔡攸《別錄》以詳明其因，並且指出：“此乃蔡攸《別錄》之語，恐未必然，姑存之”。這是備異。再如同書卷26崇寧二年五月“廢內侍寄資法”之目，陳均一則按“舊製”規定指出：“今直轉正官不用寄理，隻於官上冠以入內內侍省若內侍省字，恩數、俸給皆得之。此乃蔡京媚近習，變亂法度之大者。下改都知等官，亦此意也”。二則又列舉仁宗和英宗朝做法，以說明此非祖宗之製。最後，目中有時還存錄詳實的史文，以便於人們更能掌握事實真相。如該書卷28政和三年二月有關崇恩太後死亡之事，陳均不僅列綱為“崇恩太後劉氏暴崩”，而且在目中詳述了哲宗劉皇後欲垂簾，且不謹，以及同徽宗產生矛盾之後，徽宗對其處治的過程。與此相對照，《宋史》卷243《昭懷劉皇後傳》對此事記述甚簡，又《東都事略》卷14《世家二》僅以“後無疾而崩”加以概括。又如同書卷28宣和元年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之目中，陳均在存錄蔡京所作“記（節略）”部分，就有哲宗解紹述之疑，而始行‘子紹父業之政’事，此有助於人們進一步了解紹聖紹述的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