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當然也很清楚這個“一正一反”的道理。想盡辦法要控製冀中：從單純軍事占領和“討伐”到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位一體的，全方位進逼的所謂“總力戰”；從簡單的點、線封鎖到點、線、路、溝互相連接，密如蛛網的“囚籠政策”，從分區進行粗放的“掃蕩”，到逐塊實施穩打穩紮的“蠶食”，殘暴的法子用了，懷柔的法子也用了。雷電般的猛烈行動試過了，需要耐心的慢功夫也下了。機關算盡，心機費盡，仍沒最終如願。最後隻好大動幹戈，來了個空前的“五一”大“掃蕩”。如同一位老人談到的，“五一”大“掃蕩”也是說明日本人沒別的招了，隻好最後來這麼一下子。
冀中，當年日本軍隊的將官們，一想起這兩個字，就頭痛，就心
1938年到達冀中大清河的八路軍第一二〇師部隊痛。他們不明白在這鐵路、公路交錯，又屢經“討伐”、“掃蕩”的地方，怎麼還能存在抗日力量，一想起來不能不頭痛。他們很氣惱糧食、棉花、人力等“帝國”急需的東西老是可望不可得，一想起來不能不心痛。何況，冀中的抗日力量還不斷地打擊敵人，切斷敵人的交通線，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這就又使得日本人血流不暢、呼吸緊張，肌肉受損。看來，冀中對日本人的“健康”威脅真是太大了，無怪當年日軍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的一位作戰參謀，幹脆把冀中稱作華北治安最大的一塊癌。
癌，可是致命的。日本人怎麼也不能容忍這塊“癌”生長下去，又是“吃藥”，又是“化療”，都無成效，最後隻得來個大“手術”。
殺氣，是愈來愈重；危險，是愈來愈大。
魔鬼的腳步是怎樣越來越近的呢？1937—1938年，毛澤東講，那時日本人對抗日根據地並不重視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大舉進攻中國本部。日本人這時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城市上。在冀中地區，日本人僅占據了平漢、津浦鐵路沿線的重要城市如保定、石家莊、滄縣等。對冀中廣大鄉村還暫且顧不上。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38年秋天。這一段時間，共產黨、八路軍在冀中的力量得到迅猛發展。據統計，1937年11月，“我黨我軍在冀中平原已占近20座縣城”，“冀中平原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已發展到兩萬餘人。”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隊竟已發展到63000多人，控製著44個縣(其中有24個完整縣)，人口約800萬的地盤。1938年秋，日軍回師華北，至1939年春，日軍已占據了冀中所有縣城及一些重要城鎮。“日軍所占領的地區與兵力相比過於廣闊，不能守備全部地區。因此，隻能主要守備政治及戰略上的要點、後方主要交通線、鐵路沿線，並且要在廣大範圍內討伐遊擊隊。”日本方麵承認，當時，“從我軍兵力及治安實情看來，實際上勢力所及隻限於重要城市周圍及狹窄的鐵路沿線地區，僅僅是‘點與線’，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區。”不過，這時日本人已意識到，隨著日軍戰略進攻的結束，正規戰、陣地戰告一段落，中國軍隊已“全麵進入了遊擊戰，擾亂日軍後方。尤其共軍的遊擊戰術巧妙，其勢力與日俱增，廣泛地擴大了地盤，”為此，日軍華北派遣軍情報部門在1938年11月18日編寫的文件中指出：“總之，可以斷定，今後華北治安的對象是共軍。”其實，早在1937年12月22日，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部發布的《軍占領地區治安維持實施要領》中即已指出：“對匪幫的討伐，重點指向共軍，特別對已建成的共產地區，努力盡早將其摧毀。”不過，據日本方麵戰後的評論，這時，在華北日軍高級將領中，對“華北治安的對象是共軍”這種認識，還未達到“廣泛深入的程度。”正如毛澤東所言：“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為第一個階段。在此階段的頭兩年內，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國民黨戰線進攻，對它采取以軍事打擊為主，以政治誘降為輔的政策，而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則不重視，以為不過是少數共產黨人在那裏打些遊擊仗罷了。”
1939年春，對冀中的“南號作戰”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營發出訓令，強調翌年華北派遣軍的任務是“應負責確保現在占據的華北地方的安定”，日華北派遣軍接到大本營的指示，認為：“為了保證安定，僅保持‘線’的占領無何意義。必須保持‘麵’的占領，使華北在政治和經濟方麵都能獨立經營。尤其應該承擔開發和獲得日本國內擴大生產所需重要資源的重任。為此，必須積極進行肅正作戰，實現包括各個要地在內的‘麵’的占領。以武力為中心的討伐肅正乃是保證實現安定的首要條件，治安建設的根本方針在於顯示‘皇軍的絕對威力’。這就是方麵軍對完成任務的基本想法。”據此，日華北派遣軍於1939年3月30日製定了《治安肅正綱要》，“這個綱要自昭和14至15年(1939～1940年)上半年之間，成了治安肅正行動的準則。”並於1939年4月30日召開的華北派遣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上，“向第一線兵團作了指示和傳達。”這個所謂《治安肅正綱要》的基本方針，據日方文獻的記載，就是：“通過討伐作戰，全部摧毀匪軍根據地，同時徹底進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隨後即依靠這些分散的據點，對匪軍反複進行機敏神速的討伐，使殘存匪團得不到喘息時間和安身處所。”
所謂“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就是盡量多建據點，以控製更多的地盤；所謂“依靠這些分散的據點，對匪軍反複進行機敏神速的討伐，”就是經常從據點中伸出來，尋找抗日武裝作戰。
日本人這一套到處修建烏龜殼，並時不時伸出脖子咬人一口的把戲，看似厲害，其實並沒什麼了不起。因為“如敵人據點少，我軍便活動自如；如敵人要做很多的據點，則據點愈多，兵力愈分散。”日本人既想撒開巴掌多占地方，又想握起拳頭打擊對方，實在是左右為難。誠如一二〇師參謀長周士第所說：“敵人何曾不想使用充分的兵力與兵器以滿足戰術上的要求。可是在實戰中，敵人的兵力不足，物力也不足，飛機、裝甲部隊的使用，也是有限的。”
在1939年春季，日軍第110師團、27師團等部隊實施了針對冀中根據地的所謂“南號作戰”，占去了冀中地區所有縣城和部分鄉鎮，但並未達到控製冀中的目的。1939年3月，“南號作戰”結束後，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部，秘密派遣江上利雄、佐佐木義武等“專家”，前往冀中地區，調查了1939年度第一期治安肅正各項工作的現狀，從當年的調查報告看，日本人認為“南號作戰”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可以說很不理想。該報告稱：“過去，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帶，一般都說‘皇軍的占領區僅是點和線’，但現在，線在延長，點在增加，單線發展成網狀線，局部的各點擴大到全區，個別地方正在由點發展到麵。”“但從全麵看，還隻是處於初期階段。由於匪占地區範圍較廣，實際上即使在已經肅清的縣份，我方威令也隻能達到縣城附近。”
該報告又具體以正定縣為例，說：“全縣的240個村莊中，能夠執行縣政威令的村莊，隻不過94個，就連這94個村莊，在夜間也有很多靠不住的。”正定是平漢線上的縣份，按說是日本人控製較嚴的地區，尚且如此，冀中腹地的“治安”狀況可想而知。
“治安肅正”的成效如此之低，也實在是令日軍方麵感到無奈。當年沿平漢線部署的日軍110師團一位作戰參謀中村三郎中佐，在報告中作出以下總結：一、管區內的敵人，使日軍最感棘手者，為冀西及冀中軍區的共軍。彼等以省境及日軍作戰地區附近，或沼澤、河流等日軍勢力不易到達的地區為根據地，進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靈活的遊擊戰。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動向，極為困難。
二、共軍的情報收集、傳遞，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軍的討伐行動，往往在事前便被偵悉。到處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連日本方麵的雇傭人員，對他們也必須提高警惕，以防他們通敵。與此相反，居民則害怕以後受害，幾乎無人提供關於共軍的可靠情報。
三、共軍的行動轉移輕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無法捕獲。相反，日軍卻多次遭到共軍的伏擊。另外，共軍在白晝不進行集體活動，混在群眾之中，不露形跡。
雙方作戰，一方根本摸不清對方的底細，另一方卻可掌握詳細的情報。作戰的結果自然可想而知。
鑒於“治安肅正”作戰效果不佳，戰後日方軍史研究人員對《治安肅正綱要》評價頗低。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著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一書記載：“編製以上《治安肅正綱要》的基礎，是滿洲的經驗和自去年以來華北占據地區的治安肅正成果。但當時方麵軍對中國共產黨認識不足，對中共軍也未必重視。”
當年，日本人普遍存在著一種傲氣，覺得國民黨正規軍都叫他們打敗了，共產黨、土八路算什麼？因而對中共“認識不足”，“未必重視”是很普遍的。就連對中國有相當研究的岡村寧次，在那時也認為：“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是四億中國民眾，不是政府要人的意誌，也不是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200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係統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
岡村寧次這番話是1939年春天說的，那時他還是個中將，任第十一軍司令官，正在華中前線與國民黨軍作戰。還未直接與共產黨的軍隊打過交道。故而還不懂得人民戰爭的厲害。
戰爭年代過來的老人們說，1939年前後，日本人還比較笨，打起仗來，還是正規戰的一套，包圍村莊，先放一通槍炮，等於報了信。留給日軍的自然隻能是一個空蕩蕩的村子。1938年底1939年初來到冀中的一二〇師參謀長周士第，曾在他的軍事總結中談到日軍這一特點，他說：分進合擊是敵人主要進攻戰術，如敵進攻某地我軍，往往從三四路以上，夜間出發，拂曉到達並開始攻擊。
每路兵力無一定，一般的是五百餘至千餘。各路敵人均帶充足的糧秣、彈藥(多用大車或汽車)，有時附有裝甲部隊和飛機配合(戰役進攻時或較大規模進攻襲擊，並附有裝甲部隊和飛機)。不論何時，雖小至四五十名步兵行動，都附有炮兵及少數騎兵(偵察警戒)。進攻開始首先是炮兵射擊，掩護步兵前進……
又是大車、汽車拖著彈藥、補給，又是騎兵、炮兵，完全是一副正規戰進攻的架式。這種打法，對死守陣地等著挨打的國民黨軍，還有些效力。對奉行“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的八路軍可就完全失效了。
日本人也還不太懂得掩蓋自己的作戰企圖，每次出發，都要在黑板上寫通知。一位當年從事情報工作的老人，回憶起1938年後期新安縣城日軍的情況，說：後來，敵人要情報員，為了更及時、準確地掌握敵人內部的情況，我們派了兩名忠實可靠的黨員王林和趙德祥同誌，到憲兵司令部情報股當情報員——打入了敵人內部。
敵人每次出發，值班員都把“幾點鍾吃飯”、“幾點鍾向那裏出發”寫在夥房的黑板上，王、趙兩同誌看後，立即把情報轉告我們，而後把情報通知城外抗日政府和老鄉們做好迎敵的準備。敵人到處撲空……時間長了，敵人多了心，不再在小黑板上寫出發時間和討伐去向了，改為夜間在城門後麵寫。就是這樣，他們還是遮不住我們情報員的耳目。
然而，日本人是很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的。在實戰中，日軍很快意識到現行作法的不足和缺陷。
1939年3月6日，日華北派遣軍頒發的文件中提到：“用微弱的兵力而警備廣大的地區；若是處於被動，就完全沒有下手的餘地，同時匪軍是一天比一天變成優勢。”
就是說，日軍已意識到，到處安紮據點這種作法有缺陷。本來安紮據點的目的是控製地盤並主動出擊。但不料人數稀少的部隊反被人數眾多的中國人所包圍了，隻求自保，不願出戰。其結果自然是對方一天比一天變成優勢。為此，日華北派遣軍在爾後製訂的《治安肅正綱要》中特別強調：分散配置采取的是最好的進攻態勢，絕不是防守態勢，……實質上，正是對潛入和蠢動在各分散配置地點中間的匪團，采取積極攻勢的據點。如果分散配置按防守態勢而配置的話，我兵力必致形成到處都是微弱的據點而成為敵人自由蠢動和各個襲擊的目標。所以說那將是極其危險的配置，後果隻會不利。
日軍110師團師團長桑木崇明中將則訓示部下說：“隻在白天以正規的行動，數縱隊包圍的戰法，非常困難的，必須應用奇襲急襲的辦法，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
至於奇襲的方法，主要是迅速周密的計劃，與秘密企圖，利用夜間或雨天不良的氣候，進入困難的地形，發揮迅速銳敏的機動，一舉向目標急進；利用拂曉，黃昏，吃飯等敵人警戒疏忽時機，出其不意的攻擊敵人，是最有效的辦法。”
就是說，日軍已注意到，用正規戰的辦法進攻八路軍是行不通的，應采用新的戰術，比如說偷襲。明的不行來暗的，白天不行晚上來。雖說在那時，日軍實施偷襲戰術還不太熟練，如周士第談到的，“本來敵人的襲擊，在平地比山地容易，且距離很近；可是我們在冀中平地中活動的部隊，卻沒有遭受到敵人襲擊的損失。自然敵人也對我軍施行過襲擊，但沒有哪一次是成功的。有的是我軍及時轉移，敵人襲擊落空；有的是我軍早有準備，反給敵人以打擊。”不過，這畢竟表明日本人已意識到“如果見到敵人不用新的智巧，仍照原來的老辦法實行正麵的攻擊，沒有奇巧特變，不但得不到效果，而且是很危險的。”
在1939年，特別是這一年的後半年，在華北的日軍廣泛開展研究遊擊戰術，學習中國話的活動。如日軍第32師團參謀長當山弘道大佐在1939年11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少佐以下及士兵、勤雜人員，開始了學中國話的教育，經過督促，約半年才得實現，每周進行兩次。”
1939年12月1日至2日，日軍華北派遣軍召開情報工作負責人會議。“參加會議者，有方麵軍司令部的有關人員，各軍、直轄各兵團及駐中國憲兵隊司令部的情報工作負責人等。”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笠原幸雄中將首先講話，“指出今後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隻有打破這個立足於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該次會議的最後結論是：“中共勢力對華北治安的肅正工作，是最強硬的敵人。為此，應加緊收集情報，確立排除中共勢力的對策，實為當務之急。”戰後，日方戰史研究人員予以這次規格並不高的情報會議很高的評價，認為“此次會議，認識到共軍是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並且針對此種情況，具體地研究了有綜合、有組織的情報收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其意義的重要。”如果說，在1938年，華北日軍在“華北治安的對象是共軍”這一點上還未達成共識的話，那麼，到1939年底，已吃夠八路軍遊擊戰苦頭的日本人，終於省悟到抗戰最堅決的八路軍，才是他們的心腹大患，務必除去而後快。
總之，在1939年，華北日軍雖然還不太適應八路軍的遊擊戰，采取的戰術也不那麼對路，但活動比1938年要積極的多。以冀中為例，1939年春季，日軍集中110師團、27師團等部隊，“掃蕩”冀中，占據了所有縣城和大的鄉鎮，安紮了許多據點。夏季，冀中遭受特大洪水，到處一片汪洋，日軍無法下鄉“掃蕩”，遂四處掘堤，妄想借大水之力毀壞冀中軍民的生存環境。9月洪水剛過，日軍就組織了三次分區掃蕩。第一次日軍6000餘人，掃蕩大清河以北地區。
第二次日軍1500多人，掃蕩正定、新樂、無極、深澤等靠近平漢線的縣份。第三次日軍竟出動12000多人，合圍冀中三個地區：從石家莊出動的敵人，“掃蕩”深縣、武強、饒陽、安平等冀中腹心地區；從津浦沿線出動的敵人，“掃蕩”河間、滄縣、獻縣、交河一帶靠近津浦線的縣份；另有敵軍6000多人，再次“掃蕩”大清河以北新城、霸縣、雄縣永清、固安、安次等地。呂正操將軍回憶說：“在1939一整年裏，敵軍對冀中平原的圍攻與‘掃蕩’，比任何地區都頻繁。”
在1939年，年輕的冀中根據地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這裏應該提到的是，賀龍、關向應率一二〇師主力於1939年1月到達冀中。一二〇師在冀中待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打了許多漂亮仗，其中4月齊會一戰，殲滅日軍渡佳行聯隊700多人。給日本人一個狠狠的教訓。大大減輕了冀中的壓力。冀中軍區政委程子華說：“一二〇師在冀中進行了英勇的戰鬥，消滅了大量敵人，打擊了日軍囂張的氣焰，對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的堅持、發展、鞏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敵人除集中較大兵力進行‘掃蕩’外，少量兵力再不敢輕舉妄動了。”
不過，冀中出現了八路軍主力部隊，也引起日軍的高度重視，在繳獲的日軍文件中，有這樣的話：“賀將軍此來，對北支那威脅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脅平津，不容坐視。必須立即覆滅其勢，以確立永久之治安。”
正如呂正操將軍所說的，冀中的名字，“是隨著中日戰爭才出現在人們的麵前。”在1939年，冀中的名字，已在日本人的腦子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極其深刻的印象。
至1939年底，敵人在冀中已修築了177個據點，“在冀中的總兵力已達日軍18300餘，偽軍13000餘。”
1940年3月19日，日華北派遣軍召開各兵團參謀長會議，會上，日華北派遣軍司令長官多田駿中將首先講了 話，他說：“實現肅正建設，其前途甚為遙遠。尤其敵人積極強化地下組織，繼續進行頑強抵抗，要剿滅這種地下組織的勢力，存在很大困難。在建設方麵，也由於事變的長期化帶來各種障礙，欲求速見成效，看來更為困難。此外，現階段所采取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戰法，對軍隊的教育訓練產生不利的後果。針對上述問題，方麵軍根據過去一年的寶貴經驗和治安建設的成效，決定了下期肅正建設的方針。”
多田駿這篇充滿政治詞彙的講話，說來說去不外這麼幾個意思：一是共產黨積極發展與群眾打成一片的武裝，即所謂“積極強化地下組織”；二是“治安肅正”要速見成效，恐怕有困難；三是到處安紮據點的作法，應予檢討。那麼，針對上述問題，根據過去一年的經驗，華北日軍在1940年又準備怎樣去做呢？多田駿講話之後，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笠原幸雄中將，布置了這一年“肅正建設”工作計劃，並強調本年度的工作重點有二：1、討伐重點指向剿滅共產匪團。2、肅清京漢、津浦兩線中間的冀中地區，打通滏陽河及衛河水路。
根據該次會議精神製訂的所謂實施“要領”中，再次強調：討伐肅正的重點地區為京漢、津浦兩線之間，特別是冀中地區，要隨著打通水路進行肅正討伐。下記各兵團應以較大兵力使用於該地區：第二十七師團，第一一〇師團，獨立混成第十五旅團，第十二軍。
為什麼要把冀中列為“討伐重點地區”呢，華北派遣軍參謀副長平田正判少將解釋說：“在計劃中所指定的討伐重點地區，是方麵軍從全局觀點決定的……該地區接近京津，是華北的中樞，是匪團尤其是共產係匪團的根據地，目前治安肅正工作進行緩慢，治安狀況極端不良。在下期必須清除禍根，取得治安肅正工作的實效。為此，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師團應在第十五混成旅團的協力之下，自4月上旬在方麵軍統製下，與有關兵團相配合，準備進行討伐。”
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1940年華北日軍“掃蕩”的首要目標，就是冀中。3月23日，日華北派遣軍又召集準備參加冀中作戰的第27、110師團及獨立混成第15旅團長官開會，具體進行了布置，並令各參戰兵團分頭準備作戰。
1940年4月11日起，日軍糾集日軍3萬餘人，偽軍6000餘人，對冀中進行所謂“全麵掃蕩”。這是自冀中根據地建立以來，日偽出動兵力最多的一次“掃蕩”。不過，那時日偽軍的“掃蕩”布置還不甚周密，目標也不太明確。說是“全麵掃蕩”，但實際上仍是分區合圍四個地區：大清河北地區、唐河及瀦龍河流域、子牙河流域和南邊晉縣、深澤、深縣及滄石路以南地區。三四萬人分成四攤，每一攤又分成若幹路，每一路再分成若幹股，在遼闊的冀中平原上一擺，也顯不出多少人來，我軍還是有很大的回旋餘地和出擊機會的。結果到5月底止，各路掃蕩之敵都龜縮回穴，50天激烈的反掃蕩鬥爭基本結束。其間，我軍共與敵作戰216次，斃傷日軍4300多名，偽軍350多名，俘獲日軍12名，偽軍2250多名。
這一年6月，日軍在冀南也進行了“掃蕩”。參與此次作戰的日軍第12軍作戰主任參謀鬆田正雄大尉曾有如下一段回憶：作戰期間，在很多情況下，不能確知各討伐隊的位置，即特殊情報也不能收效。我為了指導戰鬥，盡量以飛機進行偵察聯絡。但是，即使發現共軍，由於戰場極為遼闊，仍然不能及時指揮將其捕獲，以致未能取得像樣的戰果。
這段話，用來描述4月日軍在冀中的“掃蕩”，也是完全適用的。
日本人是不達目的死不罷休的，這次3萬多人的大“掃蕩”既然未果，日軍方麵肯定在策劃新的陰謀。不過，5月底“掃蕩”結束後不久，青紗帳就起來了，再加上又值雨季，陰雨連綿，道路泥濘，日軍行動不便。冀中部隊為了打亂敵人的部署，又發起青紗帳戰役，主動進攻駐河間、獻縣、青縣、肅寧和博野等地的敵人，8月，作戰146次，斃傷日軍2200名，偽軍420名，俘偽軍500餘名，光複據點15個。
8月20日，華北八路軍突然發起“百團大戰”，從8月20日至12月5日，曆時3個半月，共斃傷日軍2萬多人，正太路基本癱瘓，平漢、北寧、津浦鐵路也遭破襲，給予日軍沉重打擊。日方文獻說：“共軍乘其勢力的顯著增強，突然發動的‘百團大戰’，給了華北方麵軍以極大打擊。”“特別是在山西，其勢更猛”，“日方從未想到中共勢力竟能擴大到如此程度……”加之“中共一向對其行動意圖巧妙而嚴格地加以保密，因而完全出乎日軍的意料，取得了奇襲的成功。”
日本人本來就兵員短缺，現在全線迎戰，則更是狼狽不堪。
駐太原日第1軍參謀朝枝繁村大尉回憶，當時日軍竟狼狽到抽調軍部衛兵充數的地步。他說：“軍直屬部隊中當時手下因無可用之兵力，乃由軍司令部臨時抽出包括衛兵在內的共約40人，組成混成小隊，當即指揮該小隊開往陽泉。”
抽調幾十個兵是無濟於事的，日軍立即從各處緊急調兵，增援正太路方向。冀中、冀南的日軍，被抽調5000多。這樣一來，平原地區的壓力是減輕了，可山區的壓力卻加大了。遵照晉察冀軍區的指示，冀中部隊於10月1日至20日進行了任（丘）、河（間）、大（城）戰役，堅決要把敵軍拖住，不能再讓敵人從冀中調走一個兵。在20天的戰鬥中，共斃傷俘日偽軍1512人，攻克據點29處。打開了這一地區的局麵，“另外，最主要的是有力地配合了整個華北戰場的百團大戰，牽製了敵人很大的力量。”
10月底，日軍在冀中實施報複性“掃蕩”。這種臨時抽調兵力缺乏周密計劃的軍事行動，根本不可能抓住八路軍的部隊。
氣得日軍隻得濫殺百姓泄憤。24日，日軍在蠡縣、安國、博野一帶殺了1000多人，27日，日軍又在趙暉、郭家莊一帶殺了2000多人。這一年冬天，日軍大肆“掃蕩” 路西山區根據地，在冀中采取守勢。隻是集中力量搶修石德路(石家莊——德州)企圖於11月下旬接軌通車。冀中部隊為了配合山區反“掃蕩”，遲滯敵人修建石德路的計劃，又發起冬季攻勢。作戰60餘次，斃傷俘日偽軍1100多人。粉碎了敵人的通車計劃，並調動了石家莊之敵500餘人東援。沉重打擊了敵人，有力地配合了山區根據地的反“掃蕩”鬥爭。
1940年，華北日軍雖然已把冀中列為本年度“討伐重點地區”，但由於百團大戰的打擊，日軍未能達到目的。
相反，冀中部隊倒主動發起了三次攻勢(百團大戰、任河大和冬季攻勢)。故而呂正操在談到1940年的形勢時，說：“1940年，敵人不斷增兵，回師敵後。這一年，敵人對冀中進行了春、秋兩次大‘掃蕩’，但由於我軍民密切配合作戰，及時地粉碎了敵人的進攻。當時的形勢並不覺得很緊張。”
正因為“形勢並不覺得很緊張，”冀中才有可能在這一年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各個方麵都獲得了豐收。呂正操將軍回憶說：“1940年的麥收，是抗戰以來最好的麥收。”“1940年，冀中開展了全麵建設政權、建黨、鞏固加強群眾組織的工作。合理負擔，統一累進稅，實行‘雙十綱領’，建設‘三三製’政權等等，還有整黨、黨員登記，這些工作都搞得紮紮實實。全麵加強和鞏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這時，冀中已經形成了一統天下的局麵，國民黨再沒站腳之地。”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說，這一年，對冀中來說，是抗戰以來空前的勝利的一年。冀中軍區政委程子華指出：“假如說過去一年多的時間，我們是以反‘掃蕩’的勝利打破敵之確保占領地的企圖的話，那麼，這半年多，則是以主動的出擊，嚴重打碎敵人‘迅速肅清平原’之計劃。我們的力量，不但未被敵人摧毀，而是恰恰在緊張殘酷的鍛煉中，更顯著的提高了。這就使得敵人不得不全部的來檢查和考慮它過去對冀中區的一切方針與方法，而實行迫不得已的轉換。”
相反，從日本人的角度看，這一年，是十分痛苦難熬的一年。1940年，日偽軍在冀中的兵力大約是40000左右。據這年7月的調查，其中日軍17923人，偽軍21080人。日軍人數與1939年大體持平，偽軍人數則有較大增長。全區據點約540個，“這些據點的分布，以十分區為最密，共有204個，占全冀中據點38%。”據點總數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63個。
風水輪流轉，如果說，1940年，是八路軍十分得意的一年的話，1941年就倒過來了。“1941年是華北日本侵略軍十分得意的一年。”
當年在華北前線的將帥們，都談到1941年是個轉折點：如當年的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曾指出：“從1941年開始，晉察冀的抗戰形勢進入了極為困難的階段。”
呂正操將軍也說，這一年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遭到了空前嚴重的困難”。程子華則指出：“今年(1941年)春季以來，敵人采取許多新的花樣來‘掃蕩’冀中”。
我們在冀中腹地深、武、饒、安一帶采訪時，當地的老人們也都說1941年是個“坎”：“37年日本人是打這過路，沒怎麼到鄉下來。”
“38年日本人占了縣城，可別的地方，還是咱們自個地國家。”
“39年光記得鬧水了，日本人也沒怎麼來。”
“40年日本人倒是來得勤了，可咱們不是來了個 ‘百團大戰’嗎？把小日本給頂住了。”
1940年百團大戰，消滅日軍20000多人，剛剛打出一片晴朗的天空，怎麼一下子又烏雲密布了呢？八路軍的將帥們對此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作了解釋。聶榮臻從全國抗戰形勢的角度談了這個問題，他說：這個鬥爭形勢的變化，是同全國抗戰形勢的變化密切聯係著的。由於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的壯大，使敵人遭受嚴重的打擊。華北的百團大戰，更引起日本侵略軍的極大恐慌，從而把進攻的矛頭進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據地。百團大戰，的確令日本人震驚。
日本政府的“要人”們震驚了。1941年1月，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在貴族院、眾議院的軍事報告中曾說：“昭和15年度(1940年)敵人迄未進行主力的反攻，隻有共產軍於是年在華北舉行大規模的出擊。”日軍在侵華之初，雖也在平型關等地連連吃過八路軍的苦頭，但總以為八路軍不過三萬之眾，掀不起多大的浪來。隨著八路軍抗日活動的發展，日軍的認識也逐步升級，1938年、1939年在日軍文件中已屢屢提到“今後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一些所謂日方“有識之士”也頻頻指出要重視共產軍。但這些意見，見諸文字的多，落實行動的少。在第一線與八路軍交手的軍官重視得多，後方的“大員”、“要人”們重視得少。
而經過百團大戰的教訓，日本朝野都看到了八路軍不是區區三萬之眾，而是三十萬甚至更多，真正從思想上認識到，要論抗日，幾百萬國民黨正規軍也抵不上一支八路軍。
日軍華北派遣軍的將領們震驚了。日方文獻聲稱，“百團大戰”，“給了華北方麵軍以極大打擊。因而促使方麵軍，特別是情報工作負責人作了深刻的反省。從此以後，對共情報機構進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強，並使治安肅正工作得到徹底改善。”為此，日華北派遣軍一麵把過去對八路軍、根據地的“掃蕩”上升為具有戰略意義的“正式的剿共治安戰”，並將此列為“空前未有的大事。”另一麵請求增兵華北。戰後日方文獻稱：“那時候華北的兵力密度，平均1平方公裏為037人，每個師團被平均分散配備在約200個地點。方麵軍以此次百團大戰為契機，強烈要求總軍(日中國派遣軍總部)增加兵力。”
此前，華北派遣軍雖也多次要求增加兵力，但都沒獲批準。這一次事情卻出乎意料地順利。日華北派遣軍是在1940年12月9日提出“需要給華北增加3個師團，增援華北的時間最少要兩年”的請求，1941年2月14日，日中國派遣軍即“決定從華中調出不到兩個師團的兵力給華北。”具體地說，是日軍第11軍的第33師團(缺一個步兵聯隊)和第13軍的第17師團。
日軍華北派遣軍基層的官兵也震驚了。在百團大戰前，一般的日軍士兵雖說也很害怕八路軍的遊擊戰，但心裏並瞧不起這種“不道德”的偷襲戰、伏擊戰。1940年前後在冀魯邊日軍長田部隊當上等兵的水野靖夫回憶說：在這裏我願附帶地說一下，以往關於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在我的頭腦裏根本沒有什麼認識，關於他們的性質和本質也是一無所知，隻知道他們不同於土匪，是一種所謂的正規軍，擁有一定的武器裝備。作為日軍的常識，也隻是知道他們的打法是：敵眾我退，敵寡我進，抓住戰機，全麵出擊。即便如此，我們也一直認為，在本質上和其他的馬賊、土匪還是沒有兩樣的。
“所謂的正規軍”，可見那時在日本兵眼中，八路軍不過是打著正規軍的牌子，卻是“馬賊”、“土匪”的打法，“百團大戰”後，日本兵才知道八路軍不僅能打遊擊戰，也能打正規戰，且士氣高漲、戰術靈活，作風頑強，比國民黨軍要強百倍，心中懼怕與日俱增。冀中作家劉流創作的小說《烈火金剛》中談及，到1942年“五一”大“掃蕩”時，日本兵已是十分害怕八路軍，特別是八路軍主力部隊的戰士，稱之為“虎子地”。這是有曆史根據的。
總之，確如聶榮臻所指出的，1940年“百團大戰”，一方麵給予日軍沉重打擊，一方麵也引起日方高度重視，從而進一步把進攻矛頭指向各抗日根據地，特別是華北的根據地。結果1941年華北各根據地麵臨嚴重困難。如果說打擊了敵人，振奮了精神，這是“百團大戰”的積極方麵的話，那麼，暴露了實力，加大了壓力，則是“百團大戰”的消極一麵了。在1940年，毛澤東大概看“百團大戰”積極的一麵多些，曾致電彭德懷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到了後來，毛澤東大概又看“百團大戰”消極一麵多了一些。聶榮臻說：毛澤東同誌對“百團大戰”的宣傳很不滿意。我們到延安參加整風的時候，毛澤東同誌批評了這件事……毛澤東同誌批評說，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一百個團參戰，蔣介石很驚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後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的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所以，這樣宣傳“百團大戰”，就引起了比較嚴重的後果。
彭德懷在前線後來，“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些人在批鬥彭德懷時，非要他承認“百團大戰”是一大“罪狀”。“彭德懷被拽起來，打倒；再拽起，再打倒，連續七次！”氣得彭德懷一拳擂在桌子上，吼叫道：“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消滅了二萬多日本兵。”
想當年，彭德懷真是置生死於度外。在“百團大戰”後期關家堖戰鬥中，彭德懷曾抵達距敵僅500米處觀察敵情。當他足抵壕沿，手持望遠鏡，仔細觀察敵人陣地時，隨軍記者徐肖冰拍下了這一曆史瞬間。不久前，著名作家權延赤曾采訪了徐肖冰，徐肖冰說：你再看這幅照片。這是1940年彭總在關家堖指揮戰鬥。我的快門按下來時，正有兩顆子彈從彭老總耳邊擦過，可你看他的神態，有一點受驚的樣子嗎？你看他舉著望遠鏡，一腳蹬在壕邊的土塊上，你仔細看，看清了吧？土塊上有幾個彈眼？少說四五個！子彈就往腳底下鑽。子彈鑽土是噗噗的聲音，彭老總卻毫不理會，我曾對警衛員說：“太危險了，你們快把他拉下來。”警衛員朝我翻一眼：“找挨罵呀！小心‘著’你！”彭德懷是湖南人，揍你說“著”你。警衛員學得活靈活現。
在我軍元帥級將領中，像彭德懷這樣跑到距敵500米處的，能有幾人？可怎麼一下子過去打的那些硬仗、惡仗，都成了罪狀了呢？彭德懷對此怎麼也想不明白。直至1970年彭德懷寫所謂“交待材料”時，仍壓抑不住心中的憤恨。他寫道：“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惡意攻擊百團大戰。他們說，皖南事變是因為百團大戰暴露了力量，引起了蔣介石的進攻。消滅新四軍八九千人，這個罪責應該彭德懷負。好家夥，這些人是站在哪個階級說話？真令人懷疑，他們根本不懂得曆史……對百團大戰的惡意攻擊者，你們站到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的隊伍裏去了。請你們看上麵毛主席給我的電報吧！你們的看法為什麼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樣不一致呢？說百團大戰和皖南事變之間有什麼直接的因果關係，是沒有事實依據的牽強附會，說百團大戰和1941年日本人增兵華北之間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倒還有些事實根據。用日本人的話說，正是“由於共軍大規模的奇襲攻擊，導致華北方麵軍更大規模的反擊戰，進而發展到消滅共軍根據地的作戰。”而為此則必須增加兵力。據日方文獻記載，“在昭和15年(1940年)底的兵力密度，以華北占據地區的兵力密度為1的話，武漢地區則為9，長江下遊三角地帶為3—5，華南為3—9.”
而據日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第一科高級參謀真田穰一郎大佐1940年11月28日向東京的彙報：“目前占據的重要地區治安狀況，可按蒙疆、長江三角地帶、武漢地區、華北順序排列，華北為最差。”“最差”的地方兵力反倒最少。1940年，華北日軍僅9個師團及12個旅團，共25萬人。且分布在數百上千個據點中，師團長在多數情況下，隻掌握一個大隊的預備兵力。當年日華北派遣軍曾憤憤不平地提到：“華北是解決事變的重點方麵，而兵力密度最小，是奇怪的現象。”日本方麵的資料聲稱，“當時華北方麵軍的部署，按110師團的平均駐兵密度計算，大致在42078平方公裏約駐一個師團，568平方公裏約駐步兵一個中隊。”42078平方公裏是多大呢？今天北京市區加郊區縣，不過17800平方公裏。就是說，在差不多二個半北京這麼大一塊地方，才駐有一個師團的日本兵。568平方公裏是多大呢？杭州市市區麵積，不過430平方公裏，就是說，在比杭州市區還大130多平方公裏這麼大一塊地盤，才駐有100多個日本兵。而“到1941年，日本華北方麵軍已增至3個軍團，1個直轄兵團，11個師團，12個獨立混成旅團，1個騎兵集團，共32.5萬餘人，占侵華日軍總數40%以上。”日軍在華北的兵力大大增強了。這樣一來，華北各根據地所承受的壓力自然增大了。
彭德懷認為1941年困難局麵的出現，與在這一年新上任的日華北派遣軍司令長官岡村寧次有著很大的關係。
在1945年2月，彭德懷在一次高級幹部會上，談及岡村寧次時，曾記憶猶新地說：他的這一套極其殘酷複雜的鬥爭形式、方法，我們都是一直不熟悉的，這套辦法給我們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動。華北根據地縮小(五台隻有阜平；太行隻剩涉縣、黎城、平順；冀魯豫隻剩範縣、觀城，共剩6個縣城)。根據地人口，1941年10月統計，隻剩1300萬，為最低時期。根據地遭到了嚴重的損失、破壞，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敵特、K(國民黨)特大肆活動。人民中積極分子更加仇恨敵人，落後的悲觀，甚至有被騙向敵占區偷跑的，幹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麵，就是鐵路兩側附近人民在敵人統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憤慨。
其實，也不好說岡村寧次搞的這些“名堂”，“我們都是一直不熟悉的。”像什麼“三光”政策、“囚籠政策”、“治安強化”、“蠶食”等，都是在岡村寧次來前就已出現。岡村寧次不過是總結了前任的經驗教訓，並把這一套東西加以發展，且執行起來更堅決、更細致罷了。同樣的政策，由不同的人實施，會出現很不相同的結局。這一點，過去和現在並無什麼兩樣。
比如說，“囚籠政策”，就不是岡村寧次首先提出來的，而是他的前任，1939年9月始任華北方麵軍司令長官的多田駿提出來的。而多田駿又是從他的前任杉山元的“點線”封鎖方針得到啟發，發展而來的。所謂“囚籠政策”，就是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輔之以封鎖溝，封鎖牆，從而構成網狀“囚籠”，以圍困八路軍。多田駿上任後，就開始搞這套把戲，一時間給華北抗日軍民帶來很大困難，在便於敵人分割封鎖的冀中平原地區，鬧得尤其厲害。1939年12月，冀中軍區政委程子華、政治部主任孫誌遠專門打電報給八路軍總部，以焦慮的心情向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彙報說：“敵最近修路的目的同過去不同。”其修法：“一是以深溝高壘連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間的公路修得比地麵高五尺，兩旁溝深八尺到一丈，溝底寬六尺，溝麵一丈六，把根據地劃成不能相互聯係支援的孤立的小塊，部隊也不能轉移，便於敵逐次分區搜剿。第二種修法是汽車路的聯絡向外連築，安國縣已完成三層，敵汽車在路上不斷運動，阻擋我軍出入其圈內。”程子華、孫誌遠十分急迫地說：“絕不能讓敵修成”，否則“將造成堅持遊擊戰爭的極端困難局麵。”
公路高出地麵，便於敵人居高臨下發揮火力；公路圈圈相連，環環相套，便於敵人實施機動往返運動。本來，敵人高度分散兵力，大力發展據點，這裏駐幾百人，那裏放幾十人。往遼闊的大平原上一擺，成了一步死棋。而利用交通線把這些“點”都連成一氣，就成了氣候了。死棋也就變成了活棋。日本人是拚了命也想走活這步棋。
接到冀中的電報，朱德、彭德懷、左權等人心中焦慮，在山西武鄉縣王家峪村一個普通的農家院落，他們看情報、看地圖，經常研究到深夜。真是寢食不安啊！懸著白布門簾的作戰室內，掛著整整占滿一麵牆的華北地圖。圖上鐵路、公路交織連貫，如同一張巨形的網，正在向各根據地合攏。1940年2月朱德、彭德懷發電報給各部首長：“敵人的築路行動有戰略上和戰術上的重大含義，絲毫不能忽視，要提醒大家從總體上來認識和對付敵人的陰謀。”並指示各部要對敵人築路的起止地點、修築方法、沿路設施、守備兵力及組織情況等進行詳細偵察。
據各地軍事部門報告，敵人大肆擴展“點”、“線”、實施“囚籠”封鎖的作法，確是不同以往，下了很大功夫：先說“點”，在冀中平原日本人建炮樓為據點，當時日軍炮樓一般高三丈至三丈六，亦即10米左右。在冀中十分區，甚至有高達十丈，亦即30米左右的炮樓。10米，差不多有三層樓高；30米，則差不多有10層樓高。那時的農村還沒什麼汙染，天高氣爽，在這麼高的炮樓上一站，四周方圓十餘裏的人員活動，一望無遺。炮樓的厚度“三尺至五尺，厚的，多外磚、內坯，但亦有混磚或磚灰砌成的。”不要說子彈、手榴彈，就是炸藥，少了也無濟於事，堅固異常。炮樓“周長為五丈六尺，大的有至八丈或十丈的。”就是說，炮樓裏一般有近20平方米，大的達60多平方米的麵積。
每個據點，都有這樣的炮樓一個或兩個以上。外頭挖有兩條大溝，“一般深丈餘，寬兩丈餘，內溝距碉堡為40米，外溝距內溝約10米，一般無道口，用吊橋行走，內溝內沿上多修築胸牆，溝內有鹿砦，外溝外沿多有鐵絲網。”
炮樓之間以及距炮樓十餘丈遠的平房(生活用房)，地下多有地道。“有的甚至與附近一、二裏之墳地、森林挖有地道，以備我攻襲時，從地道下繞至我後路包圍我或逃跑。”
一個據點，一般占地11畝。但大的，如博野縣杜莊據點，竟占地72畝。要知道，一畝地是66667平方米，11畝差不多7千多平方米，相當於一個大型商場。72畝，則有近5萬平方米，地盤相當大了。再說“線”，日本人拚命修鐵路、公路，浚通河流。並沿路挖溝，“鐵路旁挖一至四條大溝，公路旁挖一至二條大溝，一般溝寬八尺至四丈，深八尺至三丈。”就是說，寬近3米，有的寬達十幾米，深近3米，有的深達近10米。
溝裏有的引來水灌上，有的則是挖出水來。這樣的溝，邊上沒有炮樓，沒人守著，年青小夥子也難翻過去。除了鐵路、公路沿線挖溝外，有些地方平地也挖溝，以阻礙我方人員活動。
鬼子巡邏兵日華北派遣軍參謀島貫武治大佐很滿意這種“點”、“線”封鎖的辦法，他說：在準治安地區和未治安地區的交界處，修築適當的隔離壕溝或小堡壘(崗樓、據點之類)或兩者並用，是阻止共軍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廣泛采用了這種方法。這種方法對於維護鐵路交通也具有成效。在京漢路兩側各10公裏的地帶就修築了長達500公裏的隔離壕溝，以與共軍根據地相隔絕，切斷了冀中、冀南的豐富物資向其根據地運送的通路，起到經濟封鎖的作用。
1940年4月25日，八路軍總部給各部發電報，說：“日寇現正在拚命修築道路(據各地報告統計之多殊為驚人)，”“此種陰謀若不積極求得阻止與粉碎，待其完成，將會予我堅持敵後之抗戰以極大困難和不利。要求各兵團首長應就當前實際情況，確謀有效之對策，予以破壞”。彭德懷非常著急，電報發出去沒幾天，他幹脆派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去一二九師師部，當麵詢求有無“有效之對策。”一二九師師部位於山西省黎城縣譚村一家農舍內，那裏是太行山深處，山高春遲，4月末仍是桃花盛開。左權、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三八六旅旅長陳賡，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等幾個人，晚飯後一人拿把小椅子，坐在充滿春意的院子裏，談論起來。
陳賡說：“正太鐵路我們搞了它好多次了，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給搞掉，如何？”
聶榮臻講：“這個計劃如果能夠實現，那當然好，”“要徹底打掉嘛，目前還不可能，打掉了它還會修起來的。不過，打斷它一個時期也是有利的。”
劉伯承又講起他說過多次的比喻：“我一直在想，敵人的這個‘囚籠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作個比喻來說，敵人是要用據點間的鐵路和公路構成網狀，把抗戰軍民緊緊地纏起來。他這個鐵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條條的鏈子，連接鐵路公路的據點就是一把鎖。”劉伯承邊說邊用手比劃著：“這不就成了一個‘囚籠’嗎？敵人要把我們統統裝進去，淩遲處死啊！如果我們不能打破這個‘囚籠’就成了‘待決之囚’囉。所以，我們要堅決截斷敵人的交通，使他們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腳不能動彈，直至困死。”
呂正操則介紹了敵人在冀中的動態，他說：在冀中，敵人“除利用原有公路、鐵路、河川外，又大量修路、築路、挖溝，特別是積極修築蛛網形的公路。以縣城為中心，修築支線形的公路向四處放射；再圍繞縣城每隔數裏，修築環形公路一條，逐漸向外伸張，將全境籠罩。在這蛛網形道路網之下，使我部隊一入地區，即被粘在網上，到處受敵人合擊。安次、永清、霸縣此種情況極為嚴重。日寇幾乎把每一個村莊，都組織在道路網的交叉點上，配合由據點所組成的大網，互為表裏，互相策應，企圖使我部隊困在此種地區以內，無法活動，更無立足之地。”
左權聽過大家的議論，笑著說：“彭老總要我到這裏來，正是為和大家商量這件事。他有個想法，由榮臻和伯承同誌再次協力，從南北兩麵對正太路來個大破襲，打通晉察冀和太行區的聯係。”聽了左權的話，大家的討論更熱烈了。都認為彭總的意見不錯，要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小打小鬧不行，必須要大幹一場。聶榮臻回憶說：“就是這一次，商定了對正太路進行大規模破襲戰的問題。”左權回到八路軍總部，彙報了情況，事情就大體定了下來，7月中，左權再次來到一二九師師部，劉伯承、鄧小平仔細傾聽了彭德懷、左權的戰役設想，欣表讚同。鄧小平說：“這個設想我看行，可以這麼幹！”8月，在八路軍總部的統一指揮下，一二九師、晉察冀軍區等部隊，進行了以正太路為重點的大規模破襲戰。也就是後來所說的百團大戰。聶榮臻回憶說：“這次戰役開始的時候，並沒有百團大戰的說法，隻是進行正太路破襲戰。”故而當時八路軍總部頒布的指示說：“戰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壞正太路之成果而定。”因此，這次戰役本來是對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線的破襲戰，後來頭腦熱了，調動的部隊越來越多，作戰規模越來越大，作戰時間也過於集中，對外宣傳就成了“百團大戰”。從上麵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百團大戰”最初的目的，就是想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這個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實現了。正太路基本癱瘓，“一條完整的鐵路，一時變成了破爛不堪的荒地。”冀中等平原地區的公路也遭到破襲，弄得支離破碎。平漢線、津浦線也都數日無法通車。
1945年黨的七大時，劉伯承也講：“當時敵後的情況是所謂囚籠網的縮緊，不打不行。”
不過，我們對交通線破壞得越厲害，日本人就越認準交通線是他的命脈。日本人心裏很明白：中國的百姓恨他們，所以不到處安據點不行，沒有刺刀做後台，他們搞的那些什麼維持會、新民會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沒有武力強迫著，一粒糧食、一寸布匹他也別想征上來。可日本人心裏也清楚，不利用公路、鐵路、水路及電線把這些散若繁星的據點連起來也不行。要不這兒幾十人、那兒幾百人，遲早有一天會被中國人收拾掉，隻有用“線”把這些“點”連成一片，一處有警，四處馳援，這些點才能生存下去。劉伯承曾以一個軍事家的眼光看出這一點，並用淺顯的語言解釋說：“破壞了鐵路，公路，那碉堡就沒有作用。這等於囚籠的柱子、鏈子被截了，那鎖就沒有用處了。”於是，“百團大戰”後，日本人更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
熱情，“近似瘋狂”地修路、挖溝。以冀中為例，“僅1941年1月至4月，就在冀中增修公路250餘公裏，在鐵路兩側挖封鎖溝3000公裏，築碉堡200餘個，疏浚5大河流(永定、大清、子牙、運河、滏陽河)，並積極修挖滄石、津保運河，還導河水注入已‘蠶食’地區之縣、區界封鎖溝內，加強水陸封鎖。”敵人的“囚籠政策”並沒因“百團大戰”的打擊而緩和一步，而是變本加厲，更加趨緊。
為了應付日益尖銳、複雜的交通戰，1941年冀中軍區成立了交通科。第一任交通科長李健回憶說：呂正操司令員把我叫到他那裏，沙克參謀長也在場。呂司令員認真地對我說：“軍區決定成立交通科，把通信科改為交通科，有、無線電通信和鐵路、公路、河流上的交通鬥爭統歸交通科，由你負責。”他又說：“通信科改為交通科，是為了加強交通鬥爭，交通鬥爭不僅是有無線電通信聯絡，還有更重要的一麵，就是與敵人在鐵路、公路、水上進行交通鬥爭，還包括改造平原地形，限製敵人的交通。這個組織形式的改變，有利於司令部對敵全麵交通鬥爭的組織領導，任務是重要的，一定要努力幹好。”
李健聽了剛說一句：“首長，我怕幹不好。”呂正操司令員就接過話來說：“什麼幹好幹不好呀，你們這些年輕參謀好像小馬駒子，戴上套就能拉，沒有什麼幹好幹不好的。”然後，“沒容我再說，沙克參謀長就向我交待如何充實人員，擴大業務範圍的工作來了。”
等沙克參謀長交待完具體工作，呂正操司令員又強調說：“我們之所以成立交通科，這是戰爭逼出來的。對於冀中來說，戰略上的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交通戰。這對於我們來說，就是要用兩條腿和敵人的兩條腿賽跑，不能和他們的大車、汽車輪子賽跑。如果敵人在冀中平原上修滿了鐵路、公路，那就等於為我們編織了蜘蛛網，我們如同昆蟲，飛進去就出不來了。劉伯承師長說敵人的這種戰術叫‘囚籠戰術’，很有道理。現在，我們要想辦法不能叫敵人囚住，而且要打破他們的‘籠子’，再給敵人編一個‘囚籠’，囚住他們。這個打破和編織‘囚籠’的工作，就是搞好我們的交通戰，特別是改造好遍布平原的道溝，變平原為山地，築起新的長城。因此交通戰可以說是堅持冀中平原戰爭的一個重要戰略問題。”接下來，呂司令員還交待了許多實施交通戰時應注意的具體問題，最後，他微笑著對李健說：“我是不是講的多了一點，主要是強調一下交通戰的重要性。”
從上麵李健的回憶看，至少冀中軍區的主要領導人對敵人這一套“囚籠政策”(日本人自稱為“新交通政策”)是相當明了，也相當重視的。可不知為什麼，冀中部隊在反擊敵人的“囚籠政策”方麵，似乎不那麼得力。李健說：“今春(指1941年春——引者注)以來我在交通線上成績不佳。”他說：從1941年1月至4月“這一時期，我部隊多集中整訓，破路僅及敵修的60%，平溝僅及敵挖的2.4%，拔碉僅及敵築的13.3%。”未能予敵以應有的打擊，也就未能阻止敵人以鐵路、公路為依托，步步為營地向根據地腹心壓縮。李健還強調說，從1941年頭4個月敵軍在冀中的活動看，敵人修路、挖溝，又出現了新的特點：一是“今春以來敵軍事掃蕩，90%以上是為了掩護修路、挖溝、築碉而進行的，”就是說，修路、挖溝以構成“囚籠”，已成為日本人的“中心工作”；二是“敵人吸取過去修路中失敗的經驗教訓，改變了過去那種先修路後護路的做法，變為現在的先護後修。順序是掃蕩、設據點、建碉樓、挖溝、修路基。”
從以上關於“囚籠政策”的回顧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囚籠政策”的發明人是多田駿而非岡村寧次。這一政策從何時開始實施不得而知，但依常規推測，多田駿1939年9月上任後，總得有個把月時間熟悉情況、調配人員，研究對策，進行部署。那麼，“囚籠政策”僅實行短短幾個月，就令冀中地區感到壓力很大，難以應付。又實行了短短幾個月，又令路西山區根據地都感到不同以往，非打不行。“百團大戰”後，多田駿變本加厲，加速推進這一套措施，且有所改進，給各根據地造成新的壓力。可見，多田駿的確也是個日軍方麵“屈指可數的中國通”，決非等閑之輩。不過，此人似乎時運不佳。1940年春“囚籠政策”剛剛“初見成效”，就被八路軍一個“百團大戰”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籠政策”剛剛有所推進，又很快調離，讓岡村寧次撿了個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