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師、120師開赴抗日前線後，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內，129師按兵不動，遲遲沒有出發。這個舉動，決不是中國共產黨有意保存實力，而是為了在國共談判中爭取到更加完整的抗日權利，采取的一個充滿藝術性的戰略步驟。
129師是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手裏握著的一張牌。
等待談判結果
我們先來看這樣一個時間表：1937年7月14日，“七·七”事變後一個星期，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要求紅軍以10日為限，以軍為單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編製，同時搞好出征前的軍政訓練。
7月22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在陝西三原縣雲陽鎮召開高級幹部會議，討論紅軍改編以及開赴抗日前線的問題。
8月22日，在敵不斷增加兵力，華北戰局危急的情況下，八路軍不待改編完畢，即以115師主力由陝西省三原地區誓師出征，8月31日，經韓城縣芝川鎮東渡黃河，沿同蒲鐵路北上。9月3日，120師主力由陝西省富平縣莊裏鎮出發，隨115師之後北上。4日，八路軍總部指揮部由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東進。
從上麵的時間表可以看出，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為了配合友軍作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心情是多麼迫切。八路軍沒有等待，“不待改編完畢”，就將兩個師的主力開上了前線。
但129師沒有動。中央軍委在等待著國共兩黨的談判結果。
國共兩黨的談判實際上早在1937年2月就開始了。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初步實現了國內的和平，初步形成了國共兩黨的合作。在此基礎上，為進一步實現全國抗戰，中國共產黨自1937年2月開始同國民黨當局舉行了多次談判。中國共產黨方麵是以其1937年2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實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項國策和四項保證為談判的基礎。五項國策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國民黨接受五項國策，共產黨為表示團結禦侮的誠意，願向國民黨作出下列四項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中共的五項國策、四項保證，實際上主要要解決陝甘寧邊區政權、紅軍改編、國共合作的組織形式、及共同綱領問題。圍繞著上述問題，國共間的鬥爭是激烈而複雜的。
在國民黨的五屆三中全會上，國民黨各派圍繞中共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展開了激烈的爭論。2月15日，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在會上提出了“恢複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說：“近半年來，迭接中國共產黨致我黨中央委員會書函通電，屢次提議國共合作，聯合抗日，足證團結禦侮已成國人一致之要求。”“應乘此機會恢複總理三大政策，以救黨國於危亡，以竟革命之功業。”迫於全國人民一致對外、團結抗日的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方案，通過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決議案。
但鬥爭並未就此停止。
漫長而艱苦的談判
國民黨當局也明白，在抗日這個大的問題上限製中共已經不可能了，隻有通過合作來“消化”中共。國民黨在談判中在“合作”、“統一”上大作文章，企圖通過“合作”、“統一”達成削弱、控製甚至取消中共和紅軍的目的。為此，在邊區政府的問題上，國民黨當局堅持要向邊區政府派人並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在紅軍改編問題上，國民黨當局的想法是借此機會把紅軍全部消化掉，讓中共成為水上浮萍。所以，國民黨當局開始就不同意保留紅軍建製，想把紅軍全部分散到國民黨的各個部隊中，讓紅軍一下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在中共的抵製下，又堅持中共隻能保留1萬餘人，餘者遣散。這種明顯損害抗日大局的做法，不僅中共不同意，真誠抗日的各界人士也不答應，在中共的據理力爭下，國民黨才同意紅軍改編為3個師，保留4、5萬人。
同時，還有一個附加條件，改編後的部隊不能設獨立的指揮部，國民黨還要派
人在其中擔任要職。
在談判中，從抗日的大局出發，中國共產黨作了重大讓步，為早日建成抗日統一戰線，共同抗日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政權問題上，中共主動提出改變蘇維埃製度，成立陝甘寧特區政府，接受南京國民政府指導，特區政府行政官員經民主選舉產生，由南京國民政府委任。但中共也清楚，和國民黨打交道，無原則的讓步，無限製的讓步，其結果隻能使自己無容身之地。和國民黨打過多年交道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設立總指揮部，拒絕國民黨當局派人來控製紅軍的做法。其間有一個小插曲。中國共產黨曾向國民黨提出，我們可以交換幹部，互到對方的部隊中去任職。但國民黨深知中共的厲害，“國”軍的幹部派出去後，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用不了多久，就會被共軍赤化。對於中共的這個提議，國民黨沒敢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