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沒有規律”作為規律
劉伯承在1942年2月日軍“掃蕩”太嶽、太行兩區後，寫下了《太行軍區二月反“掃蕩”的軍事經驗教訓》一文。雖然文章題為“經驗教訓”，但劉伯承在文章開篇中就說明，這篇文章“主要是想引起幹部同誌對於敵人‘掃蕩’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我們生動的技術與戰術，而不是灌輸生硬的經驗教訓”。寫的是“經驗教訓”，又不想“灌輸生硬的經驗教訓”，為此劉伯承收集了太行軍區二月反“掃蕩”後各個部門的大量報告材料，針對“掃蕩”中日軍深入偵察，細心研究，而且在“掃蕩”中采用組織遊擊集團的辦法的現象，寫下了這篇內容豐富、對後來的反“掃蕩”鬥爭有著重要指導意義的總結報告。
文章首先從分析敵情特點入手。
2月3日拂曉，日軍采取奔襲手段，分3路進攻大行軍區第二、三、四軍分區，一路由遼縣北犯，一路由武鄉東犯王家峪，另一路由長治、襄垣台擊黎城，企圖一舉摧毀分區領導機關和基幹武裝。日軍的奔襲撲空後，當晚，三路日軍共同轉向桐峪、麻田，對八路軍總部實行“鐵環合圍”。
對於這一現象，劉伯承將其總結為“反複奔襲抗戰首腦機關”。劉伯承還注意到一個現象：日軍在兩次奔襲失敗後，在和順縣的羊蹄凹、龍王廟尖，遼縣的左會、黃漳，武鄉縣的蟠龍、石板等地，到處捕捉壯丁，搶劫牲畜，燒殺搶掠，對根據地進行了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對於這一現象，劉伯承又將其概括為“摧毀抗戰軍民的生存條件”，並認為，“其目的在……造成無人區，以使抗戰自趨沒落，特別是在我軍民血肉團結求解放的鬥爭中，獸性的強盜認為必須如此。”劉伯承還根據日軍的行動，概括出了日軍使用的戰術，認為“必須著重看到的，就是它自‘九·一八’以來，特別在‘七·七’事變後，與我們八路軍戰鬥的失敗中積蓄了許多經驗。它現在所采用的，就是它在十二年侵華戰史中的戰術選集。”劉伯承將日軍所用戰術分為7個方麵。
1.捕捉奇襲。就是對於活動的目標進行突然的襲擊。這次日軍春季“掃蕩”，就是采用奇襲的手段突然分三路進攻太行軍區的第二、三、四軍分區，為達成奇襲的突然性，“敵利用黑暗天氣與隱蔽隊形”，“馬穿麻鞋，人不作聲”，於拂曉發動進攻。
2.鐵環合圍。劉伯承認為雖然它是“捕捉奇襲的另一種”，但它是“主要的法則，布置較為周密，企圖把我軍聚而消滅之”。為防止八路軍被圍之部隊突漏出走，則在其縱深的要路上屯兵伏擊或追擊。如八路軍“在確知敵人發覺時，還不機動轉入，則必受到損害”。
3.縱橫“掃蕩”。也被很多八路軍將領稱為“梳篦戰術”。日軍在對太行第二軍分區“掃蕩”的陣勢變換中，開始是由南向北縱梳了兩次，繼則由東向西橫梳了兩次，最後則集中全部兵力由西向東橫梳了一次。
4.輾轉“駐剿”。就是屠殺並摧毀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製造無人區的具體辦法。其方法通常是合擊或驅逐八路軍之後，布成三角陣勢，輾轉“駐剿”，“我軍民的資材，特別是兵工資材，因此而損失奇重。”5.反轉攻擊。也就是苫米地慣用的“拖刀計”。這次春季反“掃蕩”中，有一個排在西寬村，隻看見前麵有敵人，而不知道後麵溝內是敵人設的圈套，糊裏糊塗鑽入圈套去了。
6.布成三角陣勢。這是敵人機動的基本陣勢。這種布勢方法實際上是從幾何學中受到的啟發。從幾何學來看，日軍從幾個屯兵據點向一個假想的中心目標合擊時，如構成三角形陣勢，則其邊長最短，即可以以同樣的兵力排列成最為密集的隊形。同時，三角形陣勢還便於向各方運動，便於進行包圍。
7.夜行曉襲。夜行，為的是便於隱蔽接近；曉襲，為的是便於發揚優越火器與空軍威力。實際上，從這一點即可看出，日軍已經被迫用遊擊戰法來對付八路軍的遊擊戰爭了。
在此基礎上，劉伯承進行了極宮哲理的總結。劉伯承在“主動權的取得就要出敵不意，攻其不備”一小節中指出，“敵人‘掃蕩’開始，是抓著主動權來的，而我們必須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乃能在反‘掃蕩’中轉成主動。”為達此目的，一方麵要隱匿己方的真實行止。布陣方麵，則要先知敵“意”、敵“備”。也就是要了解敵人的行動特點和行動規律，才易於“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劉伯承通過研究還發現打破敵人的行動規律、破壞敵人利用八路軍行動中的規律的最好辦法就是“沒有規律”，以無規律對有規律。但劉泊承在這裏所說的“沒有規律”，絕不是雜亂無章、盲目行動的意思，而是超越一般原則，進入更高層次的規律之中，或者說進入到藝術境界之中。要做到這一點，則需“防諜除奸，嚴守秘密，散布謠言，多方佯動，曲折行進。就是說，一切都是沒有規律的行動，使敵人無從偵察捕捉。”不僅如此，劉伯承還要在反“掃蕩”中抓住敵人的規律，打敵弱點，在日軍“掃蕩”陣勢錯亂之際進行襲擊，使主動權從最後勝利中顯示出來。
3月1日，日軍聚集在平順地區，有撤退跡象。劉伯承判斷日軍經過大山深穀中的連日行軍，已經疲憊不堪，又屢遭打擊，士氣衰落，在撤退中陣勢混亂，正是進行伏擊和追擊的好機會。劉伯承迅速作出了打擊撤退日軍的部署：以主力置於平順以南優擊撤退的日軍。3月2日，日軍進入伏擊地域，在伏擊部隊猛烈的攻擊下，日軍拋下200多具屍體後，狡猾逃竄，伏擊部隊一部乘勝追擊，對日軍的尾部一陣猛打。
至此，反“掃蕩”勝利結束。
咬緊牙關，渡過今後兩年最困難的時期
1941年12月8日，以日軍偷襲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為標誌，太平洋戰爭爆發了。隨著美國正式對日宣戰，中國政府也正式對日宣戰。從此，中國的抗戰與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正式結力一體（在國際上正式有了名份）。
但華北敵後抗戰形勢卻並沒有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有任何鬆動與緩和的趨勢，其緊張程度反而愈演愈烈。
為配合太平洋戰爭，日軍更急於坐穩“屁股”，企圖將中國變為太平洋戰爭的後方基地，而華北則更要成為其“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為達此目的，迅速解決中國問題，摧毀中國的抗戰意誌就變得更急迫了。日軍在對國民黨繼續推行“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的同時，其政策的重心仍在華北，在中共及其領導的八路軍起著主要作用的廣大區域。日軍以前解決華北問題主要是力解決“穩定”、“治安”等問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解決華北問題則主要是要確保華北重要的資源和交通線。於是，日軍在華北“掃蕩”、“清鄉”、“蠶食”與“治安強化運動”短時間內反複。交替的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多位一體的“總體戰”也全麵鋪開。
中國共產黨人在國際形勢劇烈變動的時期，仍然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既看到了有利的一麵，又看到了困難的一麵。中共中央於12月17日在《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後抗日根據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無疑的對於我國抗戰是有利的”。“日本與中國戰爭已四年有餘，現在又與英美荷及南美等二十餘國為敵”，“因此日本對中國侵略的軍事、政治、經濟力量不能不有所減弱”，“日軍士兵情緒將更覺前途渺茫，偽軍偽政權將更為恐慌”，這是對中國抗戰有利的一麵。指示同時又指出，“然而在太平洋戰爭的初期，形勢是有利於日本的”。“敵為供應太平洋戰爭，其榨取在華資源，鞏固占領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敵人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掃蕩’仍舊是可能的，而對根據地財富之掠奪，對根據地經濟之封鎖亦必更強化與殘酷，同時敵人必更加控製偽軍偽政權，增強其特務活動與破壞工作。”為此，指示中指出：敵後抗戰的“總的方針應當仍舊是長期堅持遊擊戰爭，準備將來的反攻”。抗日根據地的軍民要“咬緊牙關，渡過今後兩年最困難的時期”。
在“掃蕩”與反“掃蕩”中，有很多精彩的事例。岡村寧次在其回憶錄中記述了一件令他終生難忘的事件：“有一天，一座碉堡上發現由村子那邊過來一支送葬行列。如此大殯實在少見。當行列走近碉堡旁時，分隊長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橋，武裝整齊地走出碉堡。剛剛來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殯人群大亂，許多手槍一齊射擊，分隊長等應聲而倒，隨後衝入碉堡，殘兵均被消滅。”這樣的例子很多，冀南軍區在1941年的夏季問就導演了一幕這樣的“活劇”。
南宮西邊50多裏處有一個較大的鎮子——婁子鎮，1939年日軍在這裏建立據點後，經常外出襲擾，對周圍的抗日根據地危害很大。經過細致的研究，陳再道決定智取婁子鎮。陳再道從冀南軍區7旅19團中挑選了15個戰士組成奮勇隊，化裝成挑水、掃地的人員，隨著內線人員進入了婁子鎮內。
奮勇隊員進入日軍駐紮的院子裏後，抽出短槍，衝進日軍的休息室內，向正在睡覺的日軍猛烈射擊。戰鬥隻進行了十分鍾，日軍一個小隊大部被殲，在日軍施放毒氣後，奮勇隊員才迅速撤離戰場。
把“沒有規律”作為規律
劉伯承在1942年2月日軍“掃蕩”太嶽、太行兩區後，寫下了《太行軍區二月反“掃蕩”的軍事經驗教訓》一文。雖然文章題為“經驗教訓”，但劉伯承在文章開篇中就說明，這篇文章“主要是想引起幹部同誌對於敵人‘掃蕩’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我們生動的技術與戰術，而不是灌輸生硬的經驗教訓”。寫的是“經驗教訓”，又不想“灌輸生硬的經驗教訓”，為此劉伯承收集了太行軍區二月反“掃蕩”後各個部門的大量報告材料，針對“掃蕩”中日軍深入偵察，細心研究，而且在“掃蕩”中采用組織遊擊集團的辦法的現象，寫下了這篇內容豐富、對後來的反“掃蕩”鬥爭有著重要指導意義的總結報告。
文章首先從分析敵情特點入手。
2月3日拂曉，日軍采取奔襲手段，分3路進攻大行軍區第二、三、四軍分區，一路由遼縣北犯，一路由武鄉東犯王家峪，另一路由長治、襄垣台擊黎城，企圖一舉摧毀分區領導機關和基幹武裝。日軍的奔襲撲空後，當晚，三路日軍共同轉向桐峪、麻田，對八路軍總部實行“鐵環合圍”。
對於這一現象，劉伯承將其總結為“反複奔襲抗戰首腦機關”。劉伯承還注意到一個現象：日軍在兩次奔襲失敗後，在和順縣的羊蹄凹、龍王廟尖，遼縣的左會、黃漳，武鄉縣的蟠龍、石板等地，到處捕捉壯丁，搶劫牲畜，燒殺搶掠，對根據地進行了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對於這一現象，劉伯承又將其概括為“摧毀抗戰軍民的生存條件”，並認為，“其目的在……造成無人區，以使抗戰自趨沒落，特別是在我軍民血肉團結求解放的鬥爭中，獸性的強盜認為必須如此。”劉伯承還根據日軍的行動，概括出了日軍使用的戰術，認為“必須著重看到的，就是它自‘九·一八’以來，特別在‘七·七’事變後，與我們八路軍戰鬥的失敗中積蓄了許多經驗。它現在所采用的，就是它在十二年侵華戰史中的戰術選集。”劉伯承將日軍所用戰術分為7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