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案件，還有劉邦紀念堂上玉環盜竊案件，漢文帝指示司法部判決盜竊犯族滅（殺他全家）之罪，老張也堅持依法判決盜竊犯斬首（隻殺一人）之刑，最後仍按照張釋之的審判執行。
張釋之總是得罪人，先是太子，後來連皇帝的麵子都不給，為什麼他還能步步高升？因為漢文帝的統治思想中，除了黃老思想為主導外，還有法家的成分。這裏的法家，並非韓非的權勢思想，而是商鞅、吳起的法治派。
法治派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強調“法律高於一切”，主張維護成文法的絕對尊嚴。《商君書》把實行法治列為治國的根本，認為法度是君臣共同遵守的製度，如果舍棄法度而憑私欲辦事，就會引起國家混亂。《商君書·賞刑》中特別提到要統一刑罰，即無論犯罪人身份，公平地施刑。
張釋之對法律的理解，恰好符合《商君書》的主張，因此他嚴守法律公正，不以權勢而動搖。從漢文帝那方麵來說，正是他對法的尊重，才能寬容乃至賞識張釋之，而這一點，恰好符合商鞅所說的“守法之君”標準。
漢文帝的“守法”，在公元前170年的“國舅殺人事件”中也有充分體現。薄昭是薄太後唯一的弟弟，漢文帝對於這位舅舅，給予特別尊崇的待遇。然而薄昭卻因此狂妄自大以致於殺害漢使，按律法當斬。
薄昭以為憑自己的身份，可以逃過法網，沒想到漢文帝派出官員，暗示他自殺謝罪。薄昭不肯，漢文帝幹脆叫人穿上喪服去薄家吊喪。薄昭無奈，自能自盡。
“這個外甥太絕情了！”
對權貴的無情，正是對黎民的有情。
三、廢除誹謗罪：可貴而短暫的言論自由時代
守法是第一步，商鞅還主張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法規，是為“更法”。漢文帝根據漢初社會的變化，在一些法令上大膽實行“更法”之舉，尤為令人稱道的，是廢除肉刑和廢止“以誹謗、妖言治罪”。
廢除肉刑緣起於“緹縈上書”事件，當時齊國有個淳於意的人犯法被送到長安，準備執行肉刑。淳於意的女兒緹縈給漢文帝上書說：“人的肢體一旦砍下，就不能再接上去。犯了罪的人，即使想改過自新，也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我請求自願當官衙的奴婢，為父親贖罪！”
緹縈的上書觸動了漢文帝，他立刻意識到繼續實行秦朝的肉刑，不利於天下的長治久安，於是下決心廢除肉刑。
這件事交給丞相張蒼辦理，最後斬腳趾、割鼻子、臉上刺字等肉刑被“打板子”取代。不過板子的數量還是太多，以致於罪犯逃避了肉刑，卻在板子下喪命。所以到漢景帝時代，又大幅減少板子數量。
從“斬腳趾”到“打板子”，毫無疑問是刑罰史上的大進步。
漢文帝更令人稱讚的“更法”之舉，是廢止“以誹謗、妖言治罪”。
所謂誹謗，本不是什麼罪過。堯、舜時代的皇宮門口，豎有一根“誹謗之木”，木上釘一塊橫板，專供百姓在上麵書寫對國家政事缺失的意見，相當於今天商鋪裏常見的《顧客意見簿》。
但這塊誹謗之木由來演變為皇宮門前的華表，誹謗也成了貶義詞。西周末年，國人議論周厲王的是非，引起厲王的勃然大怒，定下誹謗罪名，國人在道路上遭遇，不敢言語，隻能以眼色互相暗示。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厲王的暴政終於引起國人的憤怒，一場暴動將厲王趕下台去。
誹謗、妖言罪在秦始皇手裏演繹出一場高潮。當時秦始皇身邊有兩個煉製長生不老藥的方士侯生、盧生，發了一通議論說：“皇帝剛戾自用、狂妄自大、貪於權勢，這樣的君主，有什麼資格長生不老！”然後溜之大吉。
侯生、盧生跑了不要緊，他們的議論卻傳到了秦始皇耳中，引起龍顏之大怒：“朕如此厚待他們，這幾個人卻如此誹謗於朕！”下令拷問滯留在鹹陽的術士，追究他們誹謗以及妖言惑眾之罪。這些術士平時嬌生慣養，哪裏受得了這般嚴酷刑罰，於是互相揭發、牽連甚廣，最終被定罪者多達四百六十餘人，全部活埋。（傳統上稱為“坑儒”，其實沒儒生什麼事，純粹是坑術士。
秦法規定，犯誹謗罪者在斬首之前，還要先割掉舌頭。這是為了警告世人，小心禍從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