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崔連喜負責遛馬，小八路年少單純，絲毫也沒察覺哨兵脫崗是想要開小差。他拿著兩個大紅薯，一個勁地央求劉春雷幫忙——小家夥不會烤紅薯，而大劉是廚子出身，燒烤技術嫻熟。
“幸好幸好，那兩個紅薯救了我一命。”
過了沒多久，參謀長來查哨，發現槍掛在樹上，哨兵卻不見了，急忙四下尋找。看見兩個戰士在地頭刨坑烤紅薯，就把劉春雷罵了一頓，並沒往別的上麵想。大劉隻好接著去站崗，逃跑的計劃暫時取消。
1939年2月19日是農曆新年，劉春雷起得很早。
那一天，一二九師騎兵團駐紮在河北莘縣趙官村附近，不遠處住著師部機關和師首長。因為頭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整得挺熱鬧，把一幫騎兵小夥子也逗得心癢癢的。於是，天不亮大家就起床湊錢買鞭炮，準備白天也高興一下。鞭炮要到好幾公裏以外的張魯鎮去買，因為怕被領導發現挨批評，兩個斥候騎兵換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門了。他們必須在出操之前趕回來。
五更剛過，買東西的人回來了，鞭炮掛了滿脖子，年貨買了半口袋，可臉上卻一點喜氣也沒有，喘著粗氣直嚷嚷：“鬼子！鬼子來了……”
大夥還以為他倆開玩笑呢——外麵放了幾道警戒，鬼子怎麼來得了？
可是，這不是玩笑，他們回來的路上真的遇到敵人了，總數有多少尚不清楚，但是在前麵作為先頭部隊的日本兵就兩百多。大家連忙向團長報告。梁俊亭拿出地圖仔細查對，才發現作戰參謀把宿營地點和警戒位置都弄錯了，師部機關居然在警戒圈的外麵！
團長和政委都嚇傻了。趕緊兵分兩路，那一邊，由王振祥政委帶著兩個連去保護師首長。當時，師部機關的人還以為四周的槍聲是在放鞭炮呢，一點轉移的準備也沒有，劉、鄧首長差點沒被鬼子堵在村子裏。鄧小平政委為此大發雷霆，把王振祥臭罵了一頓；這一邊，梁俊亭團長命令騎兵二、三連和斥候隊緊急集合，帶著隊伍朝著鬼子來的方向迎上去。
走了不到二裏地，遇上日軍了。騎兵們立刻臥倒射擊，把敵人擋在了路上。乘騎臥倒射擊，人臥倒，馬也得臥倒。有的戰馬訓練不夠，聽見槍聲就想跑，這就需要把韁繩放下來纏住馬的前腿。大劉的“公雞”倒是很沉著，躺在那裏一動不動。
平原上的地形其實無險可守，八路軍騎兵與敵先頭部隊的兩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對打，一時誰也吃不掉誰。但是，這樣的態勢對我軍很不利，因為很快就要天亮了，敵人的後續部隊如果判明情況，完全可以繞道繼續追擊師部。
打了一會兒，天色漸漸亮了，可以看見遠處的日軍越來越多。梁團長急了，舉著馬刀高喊：“共產黨員跟我上！”一群戰士跟著他跳上戰馬，冒著彈雨兜了個弧線，斜刺裏衝向後麵的日軍主力。他們是要用這種近乎於自殺的進攻方式，逼迫日軍後續部隊過早展開戰鬥隊形，為師首長的撤退爭取時間！
劉春雷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他和崔連喜趴在地上進行掩護射擊。看見顏勝才衝上去了，劉金魁也衝上去了，劉春雷心裏十分羨慕那些能夠衝殺在前的戰友。
兩百名騎兵戰士阻擋了日軍大隊近兩個小時，師部機關和首長們安全轉移了。然而，為了這寶貴的一個多小時，有四十六名年輕的八路軍士兵犧牲在了1939年農曆大年初一的清晨。
這其中，也包括那兩位渴望在春節裏放鞭炮的斥候騎兵。
“他們倆都是從肥鄉縣大隊補充來的民兵骨幹，名字記不住了。但每當過年放炮仗，我就會想起他們。”許多年以後，劉春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萬千。
1939年3月下旬，敵人的“十一路大掃蕩”已接近尾聲，各路日軍主力都開始往回撤，一二九師騎兵團依然護衛著師部在魯西一帶活動。
有一天，四連班長胡彥明在遛馬的時候發現一夥鬼子。他也真夠勇猛的，單槍匹馬就和敵人幹上了，當即打死領頭的日軍少尉，繳獲了手槍、地圖和望遠鏡。這下子他可就出名了，立了大功，戴著紅花和劉伯承師長照相。《抗敵報》的記者還說要把他的事跡登在報紙上。
戰友們羨慕極了。劉春雷也因此打消了開小差的念頭——都是一起參軍的，別人殺敵立功出風頭，自己卻跑回家去當逃兵，多沒麵子！
4月初的一個傍晚，騎兵二連突然炸了營，幹部戰士們舞刀弄槍地嚷著要出動，殺漢奸報仇。原來，他們的老連長被別人給打了。
當時，魯西各縣還沒有成立抗日政府，但當地老百姓對八路軍的印象不錯，不僅自發捐款買豬肉慰問部隊，地方鄉紳也時常宴請騎兵團的連以上幹部。趁著這個勢頭，八路軍成立了“聊陽阿（聊城、陽穀、東阿）地區工作團”，並建立了“聊陽阿獨立大隊”。這個大隊有三個中隊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隊是收編的地方民團，二中隊是新組建的。騎兵團給獨立大隊提供了部分武器裝備，並派二連長王永元去擔任大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