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雷的第一匹戰馬有個外號叫“公雞”，它其實是匹牝馬。起這麼個怪名字是因為這匹馬有個習慣，每當天亮公雞打鳴的時候，它也愛跟著嘶叫，好像自己也是公雞似的。所以，遇到清早出任務的時候，大劉總得時不時地拉幾下馬嚼子，怕它亂叫喚暴露了目標。這匹戰馬在1942年反“鐵壁合圍”時犧牲了。為紀念無言的戰友，劉春雷以後的戰馬也都叫做“公雞”。
戰馬“公雞”也立過戰功。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以後回師華北，使其在華北的兵力達到十一個師團零九個混成旅團，並逐漸把軍事重點轉向在敵後堅持抗戰的抗日軍民。11月，日軍對冀南進行了殘酷的“四路大掃蕩”。就在反“掃蕩”鬥爭的緊張時刻，軍區指揮部的電池不夠用了。
那時候，八路軍電台用的是幹電池，由於敵人對無線電器材控製得極嚴，專用的大電池很難買到，隻好使用手電筒上的那種小電池。最小的電台是二點五瓦的，發報機高壓一百八十伏，要串聯一百二十節電池；收報機四十五伏，要三十節。一部二點五瓦的小電台一次就需要一百五十節電池，常用的十五瓦電台就更不消說了。手電筒電池雖然在集市上買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夠買得太多（鬼子偵緝隊也知道這玩意兒能幹什麼用），所以必須先請地方上的同誌零散地收集起來，再由騎兵團派人去取。並且，地方同誌還得準備焊電池用的錫塊（把錫酒壺熔化了）以及連接電池用的銅線（把銅臉盆化了）。
當時，河北、山東的鄰近地區已打得烽煙四起，因為劉春雷熟悉當地的情況，就派他去收集電池。他穿越封鎖線，兩天三夜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個縣才完成了任務，到最後人累癱了，馬也快累倒了。團裏給劉春雷記功，他不要，把功勞算在了戰馬的身上。
那戰馬“公雞”也知道立功受獎是件光榮的事，看見脖子上的大紅花，興奮得不得了，一直不願意把花取下來。
立過功的戰馬有特殊待遇，即使戰鬥傷殘了也不能殺，要由部隊出錢出糧，交給老百姓喂養；萬一“功臣馬”犧牲了，還可以專門建墳。當騎兵的要處處為自己“不說話的戰友”著想。
1938年12月下旬，劉伯承師長、鄧小平政委和李達參謀長從太行山來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縣召開幹部會議，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堅持獨立自主的抗日原則。會議著重指出：一定要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一定要加強軍隊和地方的團結。
為保證幹部大會順利召開，一二九師騎兵團擔負了會議的警衛任務，負責保衛師首長和師部機關的安全。
召開這麼大規模的會議，想要完全保密是很困難的。日本人很快就發現一二九師師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先後調集了第十師團、一一○師團、二七師團、一一四師團和大批偽軍，對冀南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十一路大掃蕩”。八路軍隨即展開反擊，與日軍作戰一百多次。其中，三八六旅旅長陳賡指揮的威縣香城固戰鬥，還創造了“平原模範遊擊戰”的範例。然而，也就在這次反“掃蕩”作戰中，騎兵團的老政委、時任東進縱隊政治部主任的鄧永耀同誌，在武邑縣不幸犧牲了。
“十一路大掃蕩”期間，一二九師騎兵團一直護衛著師部機關，和鬼子捉迷藏。穿插封鎖線，把握時機很重要，走早了會被敵人纏上，走晚了又會被合圍。就在首長們尋機跳出鬼子的包圍圈的時候，劉春雷卻在考慮要不要開小差回家去。
這是1939年的2月，大劉參軍後的第一個春節就要來臨了。往年，這正是穿著新衣裳置辦年貨、揣著壓歲錢串門拜年的時候；可今年，卻要在鬼子的“圍剿”中東奔西走，每天都和槍炮聲做伴，每天都會看到死去的人。當初，以為拿起槍打日本，鬼子就能很快被趕走；沒想到現在師長、政委這麼大的首長在旁邊，卻還是打不過敵人，小夥子就有些悲觀失望了。
劉春雷參加八路軍的時候，其實談不上有什麼革命覺悟，更多的是受到抗日榮譽的吸引，覺得從軍報國光榮；再加上和夥伴們一起跟著隊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長輩的約束，也沒有掌櫃的催著幹活，騎馬挎刀扛槍十分痛快。可時間一長、新鮮勁一過，就有些想家。
本來嘛，部隊再好也不如家裏好。特別是換了新團長以後，有些基層幹部的脾氣立刻見長，對部下動不動就喊“立正”，訓話踢屁股。老兵們之間認同鄉，論交情，燒香換帖拜把子，開小灶搞聚會；連長指導員都不稱“同誌”了，要叫“大哥二哥”，誰和“大哥二哥”關係鐵，誰就可以吃香喝辣、橫著膀子走路。
劉春雷是斥候兵，直屬團部領導。團長政委管得嚴，不許這不許那，大劉即使想和別人攀交情也沒有機會，整天看著人家混得開心，隻覺得自己有說不出的孤單。
春節的前兩天，劉春雷在村口站崗，看見個五六歲的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裏玩水，掉到坑裏了，大冬天的，褲子破了，渾身是泥漿。小孩的媽媽拎著個小棍跟在後頭，走幾步敲打一下。那孩子咧著小嘴滿臉鼻涕眼淚，被敲一下走幾步，然後站住大哭，再敲一下又走幾步，又站住哭……劉春雷一開始覺著好笑，可笑著笑著就突然想起自己的娘了，想家想得不行，於是把步槍掛在樹上，準備開溜。當時部隊的駐地離南宮縣不遠，他的兜裏還縫著兩塊大洋，隻要能騎上馬，第二天就可以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