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撤回根據地之後，冀魯豫九分區轉而圍攻仍被日偽軍占領著的滑縣縣城和長垣縣城。騎兵團沒有參加這些戰鬥，他們奉命到淇縣打擊“官老抬”武裝。
淇縣位於華北平原和太行山區的交界處，曆史上是個出綁匪的地方。國民黨的一位姓張的縣長不知做了什麼“招安”工作，居然將各路土匪糾合成一支不倫不類的隊伍，當地人稱“官老抬”。
這“老抬”就是綁匪，即便是官辦的也沒有多少戰鬥力，動用正規八路軍主力團打擊這些烏合之眾，簡直就是“雷公劈豆腐”，大材小用。
可沒想到，軍分區的張國華政委和王曉參謀長（1961年被授予少將軍銜）還親自帶隊作戰，對敵情非常重視。
這夥“老抬”都是當地慣匪，打起來容易抓起來難。八路軍成天攆得雞飛狗跳，一時半會兒的效果也不明顯，這可把首長們急得不行。騎兵一連在淇縣打過遊擊，熟悉環境，張國華就經常帶著黑馬連行動。有一天，老百姓報告說什麼地方有把“磨子槍”（因為重機槍能轉著圈射擊，所以老百姓就這麼稱呼這玩意兒），張政委急忙率隊連夜出擊。把人抓起來以後才知道什麼“磨子槍”，是盜墓用的洛陽鏟。
幾趟下來，騎兵們就有點犯嘀咕：“別人在打縣城，我們卻在這裏對付蟊賊，真沒意思。”
9月20日那天，冀魯豫軍區作戰科長趙曉舟（1961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和騎兵團的組織股長李選賢來到騎兵一連，對照花名冊挑選戰士，曾經當過偽軍的不要、和地主有關係的不要、政治表現不好的也不要……連戰鬥任務是什麼都還不知道，先就剔除了五十多個人。
劉春雷不幹了：“我們一連的人個個靠得住，天大的難事，要上一起上，要不去都不去。”
趙曉舟一拍桌子：“這是命令！懂不懂？再囉唆把你捆起來。”
大劉隻好不囉唆了。
精選出來的人都換了新槍，全團數得著的好馬也都補充到了一連，甚至團領導的坐騎也牽來當備用馬。劉春雷頓時明白這趟任務非同尋常。
要知道，調換新槍還好說，可要是叫騎兵們把自己的戰馬讓出來，卻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淇門，是衛河與淇河的交彙處。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詩人陳子昂曾經在這裏寫過一首《征東至淇門答宋十一參軍之問》：“南星中大火，將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遠，瑤華折遺誰。若問遼陽戍，悠悠天際旗。”在這首詩中，講述了自己告別朋友、踏上征程時的心情。
時光流轉，1945年9月21日，九分區政委張國華、軍區作戰科長趙曉舟帶領騎兵團一連也來到這裏，迎接參加延安“七大”歸來、重返前線的共產黨將領們。
下午四點左右，在渡口擔任警戒任務的騎兵一連遇到了從太行山下來的護送部隊，領頭的是個叫周泉的團政委。互相通報身份以後，張國華政委就跑去迎接首長們。
過了一會，大隊人馬到了。劉春雷認出走在前麵的有陳再道司令和楊得誌司令，趕緊敬禮。結果這手一舉到帽簷上，就再也放不下來了。
陸續走近渡口的有男，有女；有穿軍裝的，有穿便衣的；有單身一人，也有帶隨從帶警衛的。劉春雷既不認識也沒人給他介紹，隻好就趁著大家登船的時候胡亂猜測：像楊得誌司令這樣的首長隻帶一個警衛，那些跟著十個八個秘書參謀的該是啥級別的領導？
過了衛河，太行部隊就回去了，由冀魯豫軍區接替警戒任務。到濮陽以後，劉春雷才知道，人群中的這些幹部包括：林彪、陳毅、肖勁光、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滕代遠、林楓、鄧華、李天佑……
“老天爺，這要是出了半點差錯，搭上我十個腦袋也賠不起呀！”
那一天，有位領導在淇門渡口留下一首《如夢令》，正可以與陳子昂的詩句遙相唱和：
深溝，炮樓，鐵卡；事實，嘲諷，笑話；日寇此封鎖，怎擋我過如梭？
寇賊今降，風展紅旗如畫。
從延安返回各戰略區的“七大”代表很多，他們由太行軍區護送過平漢鐵路，再由冀魯豫軍區接到濮陽駐地休息，然後又安排護送到下一站。冀魯豫軍區這裏由副參謀長潘焱（開國少將）擔任總負責。接人的時候，先和太行軍區約好聯絡點，有時候到淇門等候；有時候則需要深入到鐵路以西接通關係，但無論如何都要保證代表們的安全。
冀魯豫比太行山“富裕”一些，“七大”代表來的時候行囊簡單、隨從寥寥，到了濮陽，軍區就要給過路的領導配備警衛人員。那時候，戰士們的觀念是“一切服從組織需要”，被選中的人沒有二話，領一支新駁殼槍，牽上馬就去報到，指定跟誰就跟誰。騎兵一連就這麼被調走了二十多個黨團員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