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妓”則為各級官吏所占有，官妓是官給衣糧，她們向官員獻身是一種義務。官妓的來源主要是戰俘及罪犯的家屬。官府籍沒罪犯的家屬為官妓或奴隸的政策，在古代有著悠久的曆史，《周禮·秋官》中說“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槁”。《漢律》規定罪犯妻女籍沒為官婢。《輟耕錄》說：“今以妓為官奴，即古官婢。”《唐書·林蘊傳》說：“出為邵州刺史，嚐杖殺客陶元之，投其屍江中，籍其妻為娼。”《魏書·刑法誌》中說“凡強盜殺人者，首從兼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贓滿十匹馬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隋唐時期，規定也類似。
“營妓”鎮往往設有“營署”或“樂營”來集居官妓，以便於隨時訓練和隨時傳喚。妓女除稱為官妓外，也可稱為“樂營子女”、“樂營妓人”等。營妓就是官妓的一種，營妓是專被軍隊或軍事機構掌握的妓女，專供武將、軍人玩樂的。唐代軍鎮的官妓也稱為營妓。
曆史進入隋、唐以後，“家妓”的發展仍然保持旺盛勢頭，不僅大貴族、大官僚廣蓄妓妾，而且進一步在士大夫中普遍盛行。唐代皇帝也常對有功的文臣、武將賞賜女子。
“私妓”在唐代也十分興盛，私妓則多為生活所迫，或因為婚姻不幸，或被人引誘掠奪而誤入風塵。
宋元明清時期的娼妓製
宋代的時候已經不存在將大批的罪犯以及罪犯的妻女籍沒入官為奴，隻有平民女子作奸犯科嚴重的才充入“樂戶”。
在明太祖時，曾設官辦妓院，如劉辰《國初事跡》載，明太祖設富樂院於乾道橋，以大火複移武定橋。以後，鑒於一些官吏沉溺於此，政多廢弛，於是下令嚴禁官吏宿娼，違者重罰，“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即雖允許妓女合法存在，並向公眾開放，但是不允許文武官員宿娼。
明代妓女的來源，與前朝相同，無非也是主要出自政治和經濟或被人欺掠等原因。妓女是俘虜或是罪犯的家屬，《三風十愆記·記色荒》雲：“明滅元，凡蒙古部落子孫流竄中國者，令所在編入戶籍。其在京省謂之樂戶，在州邑謂之丐戶。”妓女還有一個來源是由於家貧或受人欺騙、掠奪而賣入娼門。元明兩代嚴令禁止“買良為娼”。《唐明律合編》記載了明朝這方麵的禁令：“凡娼優樂人買良人子女為娼優及娶為妻妾，或乞養為子女者，杖一百，知情嫁賣者同罪，媒合人減一等，財禮入官，子女歸宗。”對“買良為娼”的現象處罰嚴重。但是明中葉以後，這個規定有所放鬆，不能堅持下來，明代的私妓盛行。
清朝初年，從順治到雍正，頒布過幾次詔令，采取過一些措施，禁止與取締賣淫嫖宿。清代一開始還是承襲明製，順治元年（1644年）設教坊司以掌宮懸大樂；順治八年，奉旨停止教坊女樂，用太監48名來替代。清代的宮妓就慢慢不存在了。在取締宮妓的同時，清初的幾個皇帝都下過詔令，禁止以良為娼，順治五年製定並頒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重申了明律中禁止以良為娼的條文：“有私買良家之女為娼者，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徒三年。知情賣者與同罪，媒合人減一等，婦女並發歸宗。”對買良為娼的處罰非常嚴重。清雍正年間，又詔令廢除官妓，《雍正會典》說：“雍正三年律例館奏準：令各省俱無在官樂工。”是清雍正皇帝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否定和廢除了延續實施達1000多年之久的樂籍製度，使賣淫為娼的活動失去了合法性。他還采取了一項措施，即下令免除明朝遺留下來的等世為娼妓的賤民階級，恢複成為良民。嚴禁官員宿娼。自雍正廢除宮妓和官妓以後，清代的私妓業日漸興盛，妓女多為生活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