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傳世既久，不免存在許多文字上的錯誤。舉凡字體的缺謬，語句的脫落，乃至衍文增句，無所不有。如不加以校勘，便很難考見古書的本來麵目。
那麼，到底何謂校勘？
校即考核查對，如《漢書?食貨誌》：”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後來考核文字也叫做校，如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始詔光祿大夫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漢書?藝文誌》)。勘，亦指複核審定，《說文解字》：”勘，校也”。《玉篇》：”覆定也”。校勘指利用不同的版本和資料對同一部書的內容互相核對，比校其文字異同，以訂正錯誤；或隻比校文字異同，不參己意。
校勘又稱”校讎”或”讎校”，劉向在《別錄》中解釋說：”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太平禦覽》卷618引劉向《別錄》)。一般說來：”校讎”或”讎校”出現較早，而校勘至梁以後才出現，早期的”校讎”，其方法類似於今日的校對，從校勘的發展來講，今日的校對是出版工作的一個環節，即根據原稿或定本核對校樣，訂正錯誤，以保證刊物或圖書的質量，而”校勘”，其內容和方法要遠遠複雜於今日的校對。
校勘學，是研究校勘及和校勘有關的問題的一門學科，諸如古書需要校勘的原因，校勘對象，校勘的曆史，校勘的目的與要求。條件和方法等。總之，校勘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直接牽涉到目錄學、版本學、訓詁學、古文字學、曆史學等眾多學科。
我國的校勘事業，起源很早。周秦時代，已有從事校勘的實例。《呂氏春秋?察傳》：”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日：‘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日：‘非也，日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日：‘晉師己亥涉河也’。”己字的古文作□，缺去兩”I”，便誤為”三”；古文亥作□，豕作□，非常近似，故子夏得據文義及字形加以校勘，從而糾正其錯誤。
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劉向受詔整理皇家圖書。當時的圖書是一大堆叢雜散亂、錯字很多的傳鈔本。劉向在整理圖書過程中，對每一部書都廣羅異本，仔細對勘，校出脫簡，訂正訛文。《漢書?藝文誌》在談到劉向校勘《尚書》時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可見劉向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經過劉向整理，許多雜亂舛牾的圖書，開始成為初步可供閱覽的讀物。應該說，劉向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校勘學家。
漢代以下，曆朝都有學者從事校勘。隨著整個學術的發展，校勘的範圍日益擴大，方法日益精密。到了清朝，校勘之學益盛。很多學者做出優異的成績。如全祖望校《水經注》。畢沅、孫詒讓校《墨子》，使過去讀不通的書，現在可以讀通了。段玉裁、王念孫、俞樾等人更是吸取前人經驗，寫出校勘學方麵的論文或專著。特別是俞樾著《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其中最後三卷有37例，都屬於校勘的義例，對校勘學的發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在現代學者中，魯迅校《嵇康集》，聞一多校《楚辭》，陳垣校《元典章》，岑仲勉校《元和姓纂》，也都有突出的成績。特別是陳垣先生，通過校勘《元典章》，寫出一部《元典章校補釋例》，舉出校勘50例，比俞氏大有發展。他還概括出一整套校勘的方法，對校勘學的發展，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