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語言文字學
敦煌語言文學是研究敦煌文獻中的文字、語言、聲音、訓詁、修辭以及標點符號的學科。它還為敦煌學其它分支學科如曆史、地理、民族、宗教、經濟、社會、文學及民俗研究等提供幫助，因而對敦煌學諸多學科都具有重要意義。常常可以發現，敦煌學諸多學科的研究，由於所利用的文獻未經過語文學和校勘學處理而影響了研究結論的科學性。
敦煌語言文字學在學術分類上屬於具體語言學中的曆史語言學範圍。它隻是通過敦煌古代遺書來探討古代不同語種（漢語、吐蕃語、回鶻語、粟特語、於闐語、突厥語、西夏語、蒙古語等）書麵語言及記錄書寫諸方麵的狀況與問題，而不是通過語種的口語調查來研究語言學諸問題，所以它同全方位的語言學比較起來具有較大的局限性，因而我們使用“敦煌語言文字學”為這個學科命名，而不取“敦煌語言學”為名。
數十年來，敦煌語文字學主要是以敦煌音韻、訓詁、新語法、俗體字和古民族語言文字為研究對象，逐漸形成了相應的研究係列。
敦煌音韻學研究，最初是先從研究敦煌發現的古代韻書殘卷開始的；接著擴展到敦煌發現的《爾雅》、《經典釋文》文經籍注疏的研究；後來，進一步擴展到唐、五代時期西北方音、敦煌方音和敦煌韻文格律及用韻的研究。這些研究，為我國音韻學，打開了一扇新窗。1910年，王國維發表《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後》及《書吳縣蔣氏藏唐寫本唐後》，這兩篇短文，吹響了敦煌音韻研究的號角，召喚來一大批學者陸續加入這個研究行列。著名學者有丁山、魏建功、董作賓、蔣經邦、厲鼎煃、方國瑜、羅常培、萬斯年、淩大廷、劉複、薑亮夫、潘重規、周祖謨等人。通過他們的研究，基本上理出了我國古代韻書的體係、源流及韻部分合情況，為我國音學史作出了重要貢獻。
自1930年羅常培先生對幾件唐五代時期的漢藏對音寫卷進行研究，撰成《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書，打開了中古西北方音和敦煌方音研究的大門。此後，邵榮汾、龍晦、周大璞、張金泉、羅宗濤、黃幼蓮、洪藝芳、楊同軍、黑維強，日本學者岡井慎吾、武內義雄、阪吉健一，高田時雄、砂岡和子（鈴木和子）等又有不少新的收獲。
在敦煌訓詁學研究方麵，主要是對敦煌俗詞語和通假字、俗字進行研究。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一書是傑出的代表。此書收集了千餘條敦煌俗語字詞並進行了精辟的闡釋，對敦煌古代俗語詞和俗字，借字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敦煌遺書中不少語言文字障疑由此得到解決，對敦煌遺書的釋讀、校勘都具有指導作用。此書自本世紀五十年代麵世後，多次再版，多次增訂，既表明讀者需求之不衰，也表明著者研究之不斷前進。1994 年，蔣先生和他的弟子張湧泉、黃征等在此書的基礎上濃縮改編為《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更方便使用。在敦煌詞語訓詁方麵作出貢獻的還有胡竹安、洪誠、潘重規、張永言、孫藝秋、孫其芳、陳文治、郭再貽、江蘭生、袁賓、都宙興，項楚、張湧泉、黃征等人。
敦煌俗、別體字、標點符號和新起語法，為我國語言學寶詞庫增加了一大批新鮮資料；這些方麵的研究，為我國語文學研究增添了新的一頁。潘重規先生一再告誡他的學生研究敦煌卷子一定要在文字學方麵下功夫，他有兩句名言：“文字是基礎，目錄是門徑。”他親率弟子對台北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寫卷中的俗字別字進行搜集整理，編成《敦煌俗字譜》一書，成為敦煌學一部著名的工具書。金榮華先生又為此書編成《敦煌俗字譜索引》，更方便了使用。後來，張湧泉先生又從英、法及北圖藏卷中收集不少的資料撰成《敦煌俗字研究》（1995年）和《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兩部集成性大著。此項研究目前已經發展成為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係列，不僅在敦煌學中具有重要意義，還對我國古代文獻和碑銘的俗體、別體和異體字作了較多的增補，豐富了我國古代俗、別、異體字的字庫。在敦煌俗、別、異體字以及假借字研究中作出貢獻的還有金岡照光、入矢義高、潘重規、邵榮芬、正三慶、鄭阿財、王鍈、寧希元、郭再貽、張金泉等人。
敦煌文獻中還保存了多種古代民族語言文字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新疆、蒙古和中亞地區也發現相應語種的文獻。學者們把這些古民族文獻結合進行研究，從而複活了好多種早已失傳了的文字和語言，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且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關於佉盧文、粟特文、焉耆—龜茲文、希伯來文、突厥文、於闐文、回鶻文和西夏文，西方學者最早進行釋讀，對進一步研究使用各該語種的古代民族及其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手段和門徑。著名的學者有德維利亞、伯希和、沙畹、高梯奧、維尼斯特、戴密微、毛裏斯、列維、哈密爾頓（以上法國），克拉普洛特、繆勒、澤格林、霍恩勒、洛伊曼（以上德國），貝利、厄麥裏克、亨寧、德雷斯登（以上英國），柯諾（挪威）、溫德金斯（比利時），彼德森（丹麥），勞弗爾、萊恩（以上美國）、列文、裏夫斯茨、伊鳳閣、力山、龍果夫（以上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