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7年匈牙利地質研究所所長洛克齊將敦煌莫高窟壁畫、塑像精紗絕倫的消息帶到西方之後，敦煌藝術寶庫之名，便逐漸在國外傳開。藏經洞遺書遺畫發現之後，更引起外國人的關注，獵奇者接踵而來，敦煌文物因而大量流散到亞歐、美許多國家和地區。外國的考古學家、漢學家、美術史家、宗教學家等，對敦煌文物、文獻懷著極大的興趣，相繼從事研究。由此，敦煌學在國外漸漸興起。
但是，在西方由於敦煌文物、文獻的價值並未能立即得到承認，敦煌文物、文獻的學術效能因而沒有及時得到發揮。相反的，敦煌文物、文獻在西方還經曆了一段蒙冤受屈的波折，甚至長期被幽禁，所以敦煌學在西方經曆了一段難產的折磨。
伯希和費盡心機把敦煌遺珍運回法國。正滿懷希望的等待讚譽和獎賞的時後，卻意外的受到四麵八方來的譏笑和責難。當時，法國某些自詡高明的古董家和自以為淵博的學者宣稱，伯希和所弄到的敦煌珍室，不過是刁鑽古怪的王道士為蒙混洋人而精心偽造出來的假古董。並且譏笑自以為了不起的漢學家和收獲豐富的探險家希伯和，不過是個可憐的上當受騙者，當時年僅二十八歲的伯希和，人微言輕有口莫辯，一時弄得欲哭無淚。
斯坦因帶到英國的那一大宗敦煌文物、文獻，自1909年送進大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之後，從此幽閉深宮，一晃四十年。當年伯希和曾就自己劫去的文獻宣稱：“今卷子雖為法國所有，然學問應為天地公器。其希望攝影謄寫者，自可照辨。”但實際情況怎樣呢？張元濟1911年舊曆2月23日致汪康年信中寫道：
“仲兄又傳諭，問弟去年在巴黎看伯利和所得敦煌古書，曾否抄得目錄。彼時本欲錄存，無如法國國家十分鄭重，不許常入觀覽。弟由公使館介紹，特別許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離；重旁密屋，光線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隻能略觀大概。”69
至於斯坦因，連伯希和那樣的假話也不敢說，他刻意不讓外人尤其是不讓中國人知其所獲。當年隨從他去敦煌盜寶的湖南湘鄉文士蔣孝琬（字資生），曾將他劫去的漢文卷子整理出一個草目。這個草目也成了一個秘而不宣的情報而被封鎖起來。斯坦因劫去了多少經卷，內容如何，誰也不知道確切消息；1923年，羅福萇根據法國人撰述的一些資料和英國展出的一小部份卷子，才編成一份掛一漏萬的《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1936～1937年向達先生前往英國進行調查，管理斯因坦卷子的翟理斯，予以百般刁難，隻給向達先生看過496個卷子。1939年，向達先生把這400多個卷子寫成《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介紹給我國學者。直到1954年英國不列顛博物院將斯坦因卷子中的6980號攝成縮影膠卷，對外人發售，世人才得知其藏品的內容。到1957年，倫敦才出版了翟理斯編製的《敦煌漢文寫本解題目錄》，著錄8102個卷號，而法國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直到1950年才開始編製，1970年才出版第一冊，著錄500個卷號，不到法藏敦煌漢文寫本的五分之一；1983年出版了第3、4、5冊，第2冊迄今未能出版。俄羅斯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分別於1963年、1967年出版兩冊，孟列夫編，著錄俄羅斯藏卷2954號，不到俄國藏品的七分之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英、法、俄同中國彼此增進了了解，三國的漢學界、敦煌學界，同中國敦煌學界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隨之，英、法、俄三國收藏敦煌古卷的單位，態度有了極大的轉變，歡迎中國學者前往考察研究，並且提供不少方便，情況與前不可同日而語。
流散到英法俄的三大宗敦煌文物、文獻，當它未能被人肯定其價值並走出禁閟之前，是難以展開對它的研究的。若幹年後當敦煌文物的價值被確認並有零星披露之時，才被個別西方漢學家拈其一二加以研究。
日本的情況與西方大不相同，由於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著深厚的親緣關係，更加上當時日本政府為準備侵略而鼓勵從事中國研究，所以日本學者對於敦煌文物抱有極大的熱情。最早注意到中國遺珍的是田中慶太朗。1909年，他在北京看到伯希和展出的一部份敦煌遺書，立即撰寫了《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向日本國內進行介紹。這篇文章被日本學術界稱之為日本敦煌學研究的“第一篇曆史性文獻”，田中慶太郎和我國的羅振玉又馬上把敦煌的重要發現介紹給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漢學家內藤虎次郎和狩野直喜；日本《朝日新聞》也陸續發出幾篇報道，驚動了日本學術界。1909年11月底，京都大學史學會在今崗崎府立圖書館展出了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得自北京的敦煌古卷、壁畫和雕塑的照片；稍後大穀探險隊獲取的敦煌吐魯番文物也陸續達抵東京都。從此，日本學術界以東京都為中心開始了敦煌學的研究。
日本的敦煌學研究，在國外是最發達的。其突出的特點是：研究起步早，研究領域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更快。下麵分四個方麵加以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