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綸
序言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入侵津、京、河北及華北其他各個地區，恣意燒殺搶掠，黎民百姓大遭災禍。次年簽訂的《辛醜條約》，更是喪權辱國，苦難的中華民族進一步淪入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飽受帝國主義的欺淩和壓榨，實為近代一大痛史。
是役及其前後，幹係於我甘肅各族人士、將士之處甚多。尤其在廊坊阻敵，保衛正陽門、保衛北京城的戰鬥中，董福祥和他領導的各族將領馬福祿等，不管他們在自己政治生活的道路上，多麼曲折，但在保衛祖國、打擊侵略者的偉大鬥爭中，都奮不顧身，勇往直前。在優勢侵略軍麵前，殺敵致果，建立功勳；不少隴上回漢健兒的鮮血，拋灑在反侵略的戰場上，在曆史上譜寫了壯麗的篇章，成為激勵後人增強愛國思想的精神力量。
師綸同誌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根據大量史料，參以裨說傳聞，爬羅剔抉，精心結構，比較全麵地反映了庚子之役的曆史過程，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且行文流暢、生動，富有趣味性和故事性，很值得一讀。因為之序。
在我國近代史中，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夏，早起於山東的義和團運動，發展到天津、北京一帶以及東北、華北廣大地方，掀起了反帝愛國高潮。但帝國主義者不準中國人民反抗，他們組成“八國聯軍”，侵入津沽，進而占領北京以及華北一些地方，大肆燒殺搶掠。次年，他們又迫使清朝廷與之訂定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加深了我國的半殖民地化，給我國各族人民帶來更加深重的災難。廣大義和團群眾，以原始的大刀長矛，與侵略軍進行了英勇的戰鬥，大部分清軍也對侵略軍進行阻擊，其中董福祥所統甘軍是一支勁旅，在這場戰爭中及戰爭之後有不少是涉及於甘人甘地者。爰翻檢史料，參以稗說傳聞，以有關之事為分題，連綴成篇，期使讀者既能得窺是役之全豹，又可見有關甘人之一斑。
甘軍入衛京畿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中國戰敗。清代表李鴻章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去我遼東半島、台灣島及澎湖列島，賠款銀2億兩。由於戰爭中海軍覆沒，陸軍連續潰敗，元氣大傷，使戰後的京畿一帶甚為空虛。清朝廷為加強自己的護衛力量，一方麵組練軍隊，另一方麵從各省抽調勁旅來拱衛京畿，甘軍是被抽調的隊伍之一。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
十二月，清廷下令：
“山陝地方，東近京畿，西控關隴，形勢最為扼要。董福祥聲望素著，即著迅速添足二十營之數，分紮大慶關、平陽府一帶，認真督練，務成勁旅。”
董福祥（1839—1908），字星五，毛居井人。毛居井原屬固原，今屬甘肅省環縣。此地為黃土高原，塬壑交錯，幹旱少雨。相傳清乾隆年間有個毛姓舉人在其門前挖了一口井，方便過往行人，因而得名。董福祥家本小康，幼年學文不就，改而習武。清同治初年，陝甘回民起義，是時此地年荒失收，董福祥即與好友張俊等乘機率眾舉義反清，聚集十數萬人，活動於隴東、陝北一帶，攻城略地，殺富濟貧，危及清朝在陝甘地區的統治。後被湘軍劉鬆山部圍剿於靖邊一帶，董福祥以父、弟被執，勢窮降清，被編為“董字三營”，董福祥居中，張俊居左，李雙良居右，隨湘軍一起，先後在金積堡、河州、西寧、肅州等地，鎮壓反清的回民，董福祥“積功”為參將。
光緒二年（1876年），董福祥與張俊率部隨左宗棠軍西出嘉峪關，參加收複新疆之戰，屢立戰功；此後又在南疆守衛國土，董福祥被授為喀什噶爾提督。光緒二十年（1894）陰曆十月初十為慈禧太後六十壽辰，是年正月，清廷就籌備慶典，加賞文武大臣。董福祥賞加尚書銜，並指定晉京參與慶典。不料慶典之期，正值中日開戰正酣、清軍節節敗退之際，所以慶典也就虎頭蛇尾，草草收場。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甘肅河州、西寧一帶回族、撒拉族又起而反清，史稱“河湟之變”。河州總兵湯彥和被義軍擊潰，陝甘總督楊昌浚束手無策，清廷即調董福祥率部前來鎮壓。董率總兵王鉞安、副將馬安良（回族、河州人）、參將張銘新等從狄道（今甘肅臨洮縣）進兵，得馬福祿、馬福祥弟兄募練“安寧營”之助，與清軍其他各部協同，將河州、西寧一帶起事回民殘酷鎮壓下去，義軍首領馬永琳、閔伏英、馬匡匡、馬成林、冶主麻、韓文秀等相繼遇害，起事與並未起事的回漢群眾前後被殺者達數千人之多。清廷認為此次鎮壓中，“董福祥總統各營尤為得力”、“董福祥運籌決策，調度有方，迅奏朕功，勳勞懋著”。因而“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給騎都尉世職”。上引詔令中說“董福祥聲望素著”，實際是以河湟地區廣大群眾特別是回族群眾的鮮血換來的，這是董福祥一生中的汙點！
董福祥鎮壓了“河湟之變”以後，即被任為甘肅提督、統率甘軍。這支軍隊中的將士，有早年追隨他的漢族人，也有爾後及此次歸隨他的回族人。在回族領兵官當中，除馬安良外，還有馬海晏及其子馬麒、馬麟，馬福祿、馬福祥弟兄等。這次開往大慶關、平陽府一帶，除馬安良仍留甘肅外，其餘都隨同前往。因此，爾後京畿一帶稱董部為回部，甚至也有將董本人誤認為回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