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即在榮祿的武衛五軍中，隻有董福祥的甘軍沒有與義和團交手的記載；不僅如此，而且有的竟是董部與義和團並肩作戰的記錄。有一篇《匪黨蔓延京師記》中說：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即陽曆六月六日）董軍入都，先期由其先鋒官將弁數人持令箭入京，於路宣稱已命義和團拳作為先鋒剿滅洋人，我軍為之後應雲雲。聞者均為駭異。然自是之後，拳匪蹤跡即已遍布都城，較前愈盛矣”。
此文作者將董軍、義和團一律稱之為“匪黨”，其立場之反動是十分明顯的。反麵文章正麵看，這正是董軍與義和團並肩“剿滅洋人”的真實記錄，而且它證明董軍早在入城之前、即六月初之前，就已經與義和團合作了。看文中“聞者均為駭異”一語，說明當時這種合作，是一般官員特別是“主剿”派所不能接受的。還是上引文章中又說：
“拳匪既雲集京師，更有董福祥義弟、陝人李來中，從中指揮。
由是兵匪遂合而為一，益肆無忌憚，任意焚掠，作為與拳匪無二致”。
這段文字的最後幾句話，是過去一般反動作者汙蔑起義者的陳詞濫調，不可相信。但“兵匪遂合而為一”一句，則是實情，不過正確的表述應該是“董軍與義和團合而為一”。至於這位義和團首領李來中，有的資料說他是“南人”，原為太平軍李秀成的部下，後“投入山東白蓮教，埋匿三十餘年”，加入義和團，倡“扶清滅洋”之說（見胡蘊玉《太平天國軼史》）。他跟董福祥是不是結義弟兄，無從考證。如果他真是“南人”又隱匿於山東多年，二人無從相識，即使結義，也是當年在京郊的事。其實結義與否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種傳說，又進一步證明義和團與董軍是親密無間的、他們的反帝愛國立場是一致的。
大概正是義和團的愛國思想和愛國行動激發了甘軍將士，成了他們所以對敵英勇作戰的一個主要因素吧！
清朝廷宣布對外作戰
帝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反抗極端仇視和痛恨，他們一再要挾清廷對義和團嚴厲鎮壓。前述要清廷以袁世凱代毓賢為山東巡撫是其中一例。此外，各國駐京公使屢向清廷提出強烈抗議，進行威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三、四月間，各帝國主義在大沽口外組織海軍示威。五月二十一日，十一國公使以外交使團名義照會清政府，要求嚴禁團民糾黨練拳，對團民首領和放縱義和團的官員要盡數誅殺。各國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海軍也做好了登陸入侵的準備。
與此同時，約於五月底和六月初，各國“洋兵不下五百人”，以保護使館的名義，分兩批進入北京城。但這些“洋兵”在北京城遠遠不止於保護使館，而是橫衝直撞，開槍殺人。連清朝廷在“六月癸酉”發的“上諭”中也指出：他們“或有時上城放槍，或有時四出巡街，以致屢有放槍傷人之事，其或任意遊行，幾欲闖入東華門，被阻始止。於是兵民交憤，異口同聲”。“洋兵”在京城如此橫行霸道，連帝宮都要闖入，廣大群眾和愛國將士怎能容忍！所以仇殺是在所難免的。六月八日（即農曆五月十五日），甘軍在永定門外，捉殺了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據說，甘軍士兵在路上捉住了杉山彬，解送大營。董福祥問是何人，回答是個書記官，董令“撒過”，士兵即推出斬殺。原來隴東口音，“撒”、“殺”同音。據此，當是誤殺，否則，不會如此簡單處置。德國公使克林德的被殺則是另一種情況。
一種記載說，克林德帶領水兵向練武的拳民射擊，引起甘軍的憤怒。
六月十六日，當克林德又向東單牌樓巡邏的清兵挑釁時，甘軍士兵當場將其擊斃。另一種記載說，清總理衙門約各國使臣前去商談，克林德先行，被瑞郡王所部虎神營士兵槍殺，其餘使臣折回。無論哪種情況，都說明當時京城之內，中外之間已形成敵對狀態，相互動手是難以避免的。究其根源，遠因是帝國主義的日益加緊的侵略，激起中國人民的仇洋情緒；近因是洋兵入城的胡作非為，又給中國人民的反侵略義憤火上澆油。作為清政府來說，首先應該是“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對使館加以保護。自己無力保護，讓“洋兵”入京自衛，已屬喪權之舉，造成又一大錯。而“洋兵”入城之後，又隨意殺害兵民，那麼兵民的還擊，屬於自衛，是理所當然，無可指責。總之，此時已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了。
但這些並不足以使慈禧太後下定抵抗的決心。促使她宣戰的，是另外的原因。原來，“百日維新”之後，她就屢屢打算廢黜光緒皇帝，但要看帝國主義者的眼色，取得他們的支持才敢動手。光緒二十五年底，慈禧太後立瑞王載漪之子溥為“大阿哥”，即皇位繼承人。準備廢掉光緒皇帝後，令溥繼承同治皇帝為新皇帝。按照禮儀，清廷立“大阿哥”時，各國使節應該前來慶賀。但各國使節都沒有來，這使慈禧太後頗生醋意；但另一方麵，她也從中了解到各國並不支持這件事，因此未敢采取第二個步驟。六月十七日，慈禧太後接到外交使團讓她交出政權的報告。這其實是一個謊報，她當時認假為真，觸到痛處，立即惱羞成怒，作出了向帝國主義宣戰的決策。十七日，清廷照會各國使館，限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