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六年（1880年）中武進士，用衛守備，以終養告歸。光緒二十年（1894年）助清軍鎮壓回民，累功至記名總兵。次年，在鎮壓河湟事變中，與其弟福祥招募丁壯辦團練，成立安寧營協助清軍。董福祥部到來後，遂隨董進剿，以“驍將”名。因此為鄉裏所不滿。
但在庚子之役中作戰異常英勇。殉國後，清廷以馬福祥代領其眾，追封為振威將軍，諡日忠烈。遺體歸葬於京郊三裏河清真寺側回民公墓。全國解放後，其長子馬鴻賓（曾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多年）奉其靈柩遷回韓家集陽窪山安葬。筆者去年曾前往憑吊，但見崇陵阜岡之上，一片平地，綠草如茵。隆然墓塚，周遭圍以白色卵石，肅穆清幽。是處山青水秀，雲淡天高，足慰忠魂。
侵略軍入寇津沽
清政府於六月二十日對外宣戰，實際上侵略軍在此之前，早就大舉進犯了。六月十七日，英、俄、法、德、舊、美、意、奧八國聯合侵略軍奪占我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守將，是天津鎮總兵羅榮光（他繼張俊之後，被任為喀什噶爾提督，但尚未履新），六月十六日，侵略軍兵艦陳於大沽口，“力索炮台，限次日二點鍾交付，羅榮光未肯應允，次日彼即開炮轟擊，羅榮光不得不開炮還擊，相持竟日，遂至不守”（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上諭）。羅榮光也犧牲了。但據另一些記載，則大沽的失守咎在直隸總督裕祿，茲摘錄如下：
“八國兵艦數十艘在大沽口外，屢欲進，而懾於炮台，不敢逼。
時守台官羅榮光日夕嚴防，不稍怠，外人無隙可乘。後洋人佯求和於裕（祿），謂但得四五艘進港為護僑計，永不敢戰，並盡卸武裝以示意。裕允之。……羅以死爭，裕曰：‘已允，奈何？’……羅無術，奔還防守，則兵艦臨口者已五六艘。遂自駕飛劃至兵艦旁，勒令繳械。（敵）艦員從之，進如故，將及台，遽於夾板下出快炮擊台。……從人急扶之歸寓，默坐移時，忽大叫曰：‘此天命，吾死時至也。’遂提刀入內，殺其眷屬，曰：‘不可使辱於敵。’俄炮聲四起，甚烈。羅提刀出奔，有仆隨之。後聞得其屍於炮台旁近，仆屍亦在焉”（《清稗類鈔？忠藎類》）。
從這個具體的描述中，我們看到羅榮光犧牲得從容壯烈。他不幸碰上個昏庸的上司裕祿，使狡猾的侵略者得逞，仗打得挺窩囊。
作為京津門戶的海防要塞，就這樣輕而易舉地丟失了。羅榮光，湖南乾州（今吉首縣）人，隨曾國藩、李鴻章鎮壓太平軍撚軍起家。
但這次為抵抗侵略而英勇犧牲，是值得稱讚的。
侵略軍繼而以數千人向天津城其及外圍發起進攻，義和團和清軍各部隊分頭抵抗，有的主動攻擊。六月底，張德成率領的義和團和提督馬玉昆部進攻紫竹林租界，戰鬥十分激烈。曹福田率領的義和團進攻老龍頭火車站，殺傷俄軍五百佘人。天津人民積極支持，紛紛給義和團送食物，“各壇中大餅，皆堆積如山。”七月九日，侵略軍進攻城南海光寺一帶，提督聶士成率部迎戰，在八裏台中炮犧牲。裕祿給清廷的奏折對此有具體敘述：
“十三日（陰曆，陽曆為七月九日）醜刻，有洋兵大隊來襲該軍駐紮八裏台之隊，該提督（聶士成）聞信馳往督戰。洋兵四麵環擊，槍炮如雨，該提督兩骽（腿）均受炮傷，猶督兵不許少退，……仍複持刀督戰。又被敵槍洞穿左右兩腮，項側腦門、臍下寸許等處複被炮彈炸傷，腸出數寸，登時身亡。其營官宋占標亦隨同殉難。”聶士成，安徽合肥人，鎮壓撚軍起家，為淮軍宿將。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擊斃日將富剛三造，立有戰功．他剿殺義和團很賣力氣，引起人民對他的不滿，但這次犧牲之壯烈，也足以感人。關於他的犧牲，還有些情節，不可忽略：
“聶苦戰累日，殺傷過當。聯軍知不易勝也。乃用綠氣炮攻之。
……聶以獨身扼守一橋，聯軍來攻，力斫數十人。忽一榴彈飛至，聶並其騎俱化灰燼死”（《清稗類鈔》）。《清史稿》本傳中也記有“敵來益眾，燃毒煙炮，我軍稍退卻”的情節。可見侵略軍確實是施放了毒氣的。這是肆無忌憚地違背國際公法。其殘忍之獸性，殊令人發指！
聶士成殉國後，所部歸馬玉昆指揮。七月十三日，侵略軍向城南大舉進攻，義和團和清軍艱苦抵抗，殺傷敵軍八百多人。守備宋春華率部守城，並率領百餘人夜半潛出，意在將城東南的製造軍械所奪回，但不幸因宋受傷而退回。敵軍攻城甚急，宋春華慷慨與妻陳氏話別，“登陴督戰不少息。城既陷，身被數創，猶死守不退。
或勸少避，春華曰：‘城不守，死自吾分。汝曹各有父母妻子，歸可也，俱死無益！’眾感其義，無退者。敵畢登城，乃仰天歎曰：
‘吾誌不遂，負國恩矣！然自接戰以來，殺敵過當，今日之死，亦無所恨。’以首觸陴，腦出，死，年三十五”（《清史稿》本傳）。宋春華，字實庵，陝西省三原人，光緒十二年武進士。忠貞守土，力竭身殉，壯誌不屈、感人至深。但可惜不少將領特別是高級將領缺乏這種與國土共存亡的精神，致使連戰敗北。侵略軍入城時，裕祿、馬玉昆率部撤至北倉，七月十四日天津陷落。各國侵略軍分區占領，成立以俄、英、日三國為首的天津都統衙門，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