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原動身，隨行扈駕人員大有增加。沿途還有陝軍、甘軍、川軍等肅立道旁，警衛森嚴，甘軍馬安良部可能就在此時也趕來扈駕的。但盡管如此，途中也出現了一些疏漏。走到介休縣義安村地方，“突有郭敦源自稱義和團頭目，異言異服，衝突儀仗”（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上諭）。這其實是這位義和團頭目想見慈禧太後麵陳國事。但他不知這個太後早在一個多月前的九月七日就下了“剿拳”的諭旨，通令各地官兵對義和團要斬盡殺絕，“務淨根株”。所以結果是郭敦源被“立即正法”。郭敦源也是義和團著名頭目之一，“名亞張德成、曹福田”。連介休縣知縣陳曰稔也因“於此事顢頇並不查拿，其平曰縱容義和團可知”，被處以“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慈禧太後親自實施了她對義和團斬盡殺絕的政策！
為了盡量少糟擾百姓，慈禧發過皇皇“上諭”，說什麼“該省適值荒歉，……沿途供頓及途中起居服用，袛求便適，承辦各員不得過事鋪張，致滋糜貴”。話倒是幾句好話，但可惜實際情況全非如此。據山西故老傳聞：
“護衛西太後的是甘肅提督董福祥的兵，紀律很壞，一路欺詐人民。他們大半騎著馬，馬要食草與料，其時庚子大旱，野無青草，這些士兵把附近幾裏遠村莊裏的糧草搜刮一空，人民叫苦連天”。
（《庚子那拉氏離京避難記》載《山西大學學報》1987年1期）。
這些記述，當是實情。但士兵紀律的壞，與其埋怨這些士兵，不如歸罪於那些扈駕大臣，特別是那個前路糧台岑春煊等。人吃馬喂，事先不作安排，你叫那些士兵怎麼不去搜搶呢？所以，問題出在下邊，根子卻在上邊。而且這點搜搶，和“聖駕”及其左右的花費和勒索相比，不過是九牛之一毛，小巫見大巫。僅以曲沃一縣為例，該縣這次接駕花了白銀三百萬兩（注：材料來自上述《山西大學學報》，疑數字有誤，但花費很多，是不言而喻的）。但由於對大太監李蓮英打點不周，該縣知縣還落了個“差事辦得不好”！
董福祥及其部屬，在途中對“聖駕”的忠心護衛，是無以複加的。各個頭領在慈禧太後轎前轎後，左右不離。據說慈禧太後轎前經常是馬福祥和馬麒率隊護衛於道路左右，慈禧對二人以“大娃娃”呼之。蓋是年馬麒三十一歲，馬福祥二十四歲，在六十六歲的慈禧眼中自然是年輕人了。他們護衛的殷勤備至，在舟渡黃河時更得到充分的顯現。有一段記載說：“至潼關渡河，皇太後怯濁流洶湧，雲亭（馬福祥字）選善水者數人泅渡扛船，又派壯丁百人主舟，四圍中流，天顏甚喜”。馬福祥自己也記錄這件事說：
“祥選部下習水性者得二百人，操龍舟穩渡。舟中蒙賞克食。
以祥回人，改賞雞子”。
為此，馬福祥不無激動地事後作詩四首，其中有雲：
“從官未飫大官羊，賜食舟中禁臠香。九曲黃河走東海，滔滔不及聖恩長”。
感激涕零之情，溢於言表。馬安良也對“賜食舟中”之事，引為終身殊榮。馬福祥選部下熟諳水性者二百人一事，是有據而可信的。蓋其部下多為循化、河州人，此地瀕臨黃河，不少人從小在黃河中泅水，駕駛羊皮筏子載運，視驚濤駭浪為常事，故頗不乏弄潮兒也。
渡黃河到潼關之後，西安在望，已臻萬全，慈禧太後遊興又發：
“太後欲登華山，以道險，又亟西行而止。僅登萬壽樓禮聖祖龍牌”（《清朝野史大觀？清宮遺聞》）。
十月二十六日到達西安。從太原起程之日算起，此段行程曆時整整半個月。
清廷屈辱簽約
“兩宮聖駕”在西安，以陝甘總督衙門為行宮，是處有房數百間，雖比不上北京皇宮，也是少有的地方。“由董福祥部管帶五人輪流值班護衛，每日上朝之王公大臣逐漸增至近百”（《庚子——辛醜隨鑾紀實》）。但此時的陝西情況並不怎麼好，連官方也這樣說：
“陝西連年歉收，今年亢旱尤勝。麥秋既已失望，雜糧迄未長成，節逾霜降，春（冬？）麥不能下種”（戶部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奏折）。
所以關中戶有饑民，野有餓殍。但慈禧不管這些，奢侈享樂之風不減。僅就飲食一項而言，在禦膳房中，仍設葷局、素局、菜局、飯局、粥局、茶局、酪局、點心局等，每局設管事太監一人、廚師數人、十數人，由總管大臣繼祿主其事。順便交代一下，這個繼祿是榮祿的近族，他的這個差事是榮祿引進的。他本人也是“工於諂笑，父事李蓮英、李深善之”，所以握有內府大權，“積資至數百萬”。
“禦膳費日二百金，太後謂岑春煊曰：向在京師膳費數倍於此，今亦可謂省矣”。辛醜年（即次年）夏天，慈禧太後要吃冰鎮酸梅湯，關中炎熱，向無存冰，隻好每日為她從百裏外的太白山中拉運冰塊。
關中糧銀不夠開銷之用，就令南漕之米，改以半數折價，交納現銀，半數在徐州附近上岸，陸路運送西安。致使西行路上，車輛連軫，日夜兼程，百姓苦不堪言。連陝西巡撫端方的奏折中也說：“東西大道衝要各州縣，供億繁重，十倍尋常……所需車輛……每強向鄉間借墊，民間賠累，實已不堪”。慈禧太後以喜好看戲聞名，在西安也不例外。於是，“大修戲園，諸臣娛樂如太平時”。令各種戲劇班子入宮中演唱。“李蓮英物色陝西地方戲班，召入行宮演唱，連以碗碟打花點說書者亦蒙其光顧。有時或與各命婦作牧豬奴之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