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四十三反清起義失敗後，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乾隆皇帝特地降了一道聖旨，有雲：
“回教改為從舊教，各歸本村寺內誦經，毋得藏匿《冪沙》、《卯路》等經，搖頭脫鞋等經，致於嚴譴。但仍有新教，治罪不宥。
下開五條；一禁摻奪。一禁勾引窩留。一禁抱親及改歸回教。一禁添造禮拜寺。一禁誣告。”
從清王朝的這五條禁令來看，字裏行間雖指明了新教的字樣，但其實質限製的對象顯然是整個伊斯蘭教。
滿清王朝是由邊疆部族入主中原的，他們深知邊疆民族之間互相爭奪殘殺之事。為了世襲家天下永久長存勿替，所以實行蓄意挑撥少數民族之間、回民宗教信仰之間感情的卑劣毒辣政策。隻要遇有可乘之機，便大肆施行其既定陰謀。蘇四十三率撒拉族反清起義事件，原本是回族內部教派之爭的一個不成政治爭奪的小問題，而滿清政府卻利用移花接木的陰毒手段，將回民不滿的問題轉嫁到舊教和漢族身上來，終於使回漢民族兩方結下百餘年的無名宿怨。不知流過了多少生命的鮮血，毀壞了無法統計的財產。追溯曆史可知，伊斯蘭教自唐朝以來便存在於中國，一千多年來，各民族之間和睦相處，相安無事，而為何在清王朝統治中國200年中，卻連演重大的流血慘劇？尋根究底，自然是滿清政府蓄意挑撥民族之間的政策所致。
蘇四十三起義的失敗，為後世留下了宗教之爭、械鬥流血的慘痛教訓。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回族新教阿訇蘇四十三反清起義事件，震驚了乾隆皇帝，問斬了封疆大吏陝甘總督勒爾謹，遣發了以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和珅為首的京官，西北各省調兵遣將，震動之大，全國聞驚。
清王朝為了控製蘭州西南軍事要地，由陝甘總督李侍堯奏請獲準，於乾隆四十八年（1782年）八月，由工部侍郎德成設計，欽差大臣阿桂督令士兵在華林山（今蘭州市七裏河區華林山烈士陵園北端100米處）修築營城一座，移駐督標右營。該城周長3裏，內修將備銜門，置千總、把總，外建住房81間，兵房1720間，守備兵670名。裏麵還建有城隍廟、關帝廟。用以製高拱衛蘭州南大門。由於清政府有意嚴防其他民族將士據此反清叛亂，故裏麵純駐滿清軍隊，因此人們稱此城為“滿城”。現滿城城牆基本完好，原建築已全部更新，現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駐紮。
同時在龍尾山（伏龍坪）仍由工部侍郎德成設計，依山南高北低坡度建築4個空心土墩，土墩呈立方體，中空麵積可容百餘士兵駐紮。因猜忌回、漢民族士兵不可靠，也純駐滿清兵額。四墩建置由北至南，分列在龍尾山上，俗稱頭墩、二墩、三墩、四墩（俗稱四墩坪）。四墩坪的築建，與華林山滿城遙相對壘，以鎮蘭州西南之地。實即因蘇四十三起義軍圍攻蘭州城之後，為防禦青海、臨夏回族而設築的軍事據點。
清政府懾於青海、臨夏回族被極端壓迫、甚至殘酷血腥鎮壓而激發正義反抗，除在西山華林山修建了滿城，東山伏龍坪修建了四墩坪軍事製高點後，猶恐防禦有所疏漏失誤，又在兩山之間的雷壇河要衝處，即今洪門街（原名洪門子）至解放門外南邊（原名下坡子）、雷壇河東岸的街道中心，築了一座高3米、厚2米、開南北兩門的“土城”，派清兵把守，以扼由水磨溝來犯之兵。即便是清平年月，凡由水磨溝南來的行人，不經過駐軍嚴格盤問檢察，驗明身份，一概拒絕入城。尤對回族同胞，更是如臨大敵的詳審嚴查。“土城”的修築，以及它與華林坪“滿城”、龍尾山的“四墩”左右毗連，上下呼應，構成了蘭州古城西南部聯防的堡壘群，其主要目的是禦防回民族起義反清。
（《甘肅文史》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