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加強八社的管理，先父親手製定了社章，每社設有專人主管，下設若幹辦事人員，同時還設有名譽檢察，負責監督工作。先生對八社工作人員嚴格要求，教育同仁勤奮職守，廉潔奉公。並親手製訂了“耐煩”二字公約，以作為待人接物之準則。公約的具體內容是：“遇事一煩，心頭火灼，言既招尤，事亦差錯。耐之一字，萬金良藥，任彼紛來，吾神自若，和氣怡顏，人喜我樂，些些工夫，百事可做。”他身體力行，一絲不苟，因而受到社會的廣泛稱讚。
“八社”的事業也得到了蓬勃發展。
先父非常關心勞苦群眾的疾苦。民國九年（1920年）十一月七日甘肅發生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災情十分嚴重，死傷十餘萬人，無家可歸者數十萬人。他目睹災情，憂心如焚，在社會各界的公推下，親自主持了賑災籌賑會的會務，擔起抗震救災之重任。他一麵電請北洋政府撥款救災，同時又向陝西、新疆督軍省長及旅京、滬各省的甘肅同鄉發起救災募捐。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捐得款銀三十萬兩有餘，賑災三十餘縣，救濟了數十萬災民。民國十八年（1929年）甘肅大旱，禾稼顆粒無收，疫病蔓延，饑殍遍野，災情十分嚴重。先父創建的豐黎義倉，平糶施粥，救活了不少人命，人民對此懷念不忘。此時先父已屆垂暮之年，正在病中，輾轉於病榻，憂心忡忡地寫到：“入耳聲聲乞食難，且憑柔翰寫辛酸。筆尖都是哀鴻涙，此紙成灰墨不幹。”抒發了他對災情的焦慮和對災民的同情與關懷。
晚年，先父除了修建五泉山外，還督促指導重修了蘭州小西湖、鹽場堡河堤工程，舉辦儒醫精舍，開設醫學講習所和同仁施醫館，為甘肅培養了一批中醫藥人才，促進了防病治病工作的發展。直到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也還是不忘甘肅人民。當他的學生去探望他時，他在病榻上吟詠了他最後一首絕命詩。詩雲：“回頭六十八年中，痛癢相關與世人。今日拋開軀殼去，權將熱血灑紅塵。”為自己關心民眾疾苦的辛勤一生畫上了句號。
五、滿腔愛國熱忱，不與權勢為伍
1900年八國聯軍侵犯北京，中華民族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與淩侮。消息傳到隴上，群情激憤，先父亦義憤填膺，於甘肅文高等學堂大禮堂，慷慨陳詞，揮筆書聯：“我都是黃帝子孫，俯仰乾坤，何堪回首；你看那白人族類，縱橫宇宙，能不驚心。”痛斥了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表達了他真摯的愛國熱忱。辛亥革命後，袁世凱侵吞革命果實，神州大地軍閥混戰，硝煙彌漫，人民疾苦，無人過問，先父憂心忡忡，意誌消沉。入民國後，潔身自好，不入仕途，但對危及百姓安危的事仍不遺餘力。如1912年甘肅漢回各軍隊由陝西彬縣、醴泉一帶撤回麇集蘭州，先父擔心回漢軍隊矛盾加劇，發生武裝衝突，危及地方安全，便電陳當時的總統袁世凱，詳陳其害，希望將部隊進行調遣、隔離，以保蘭州的安全。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蘭州舉行了悼念大會，會場設在萬壽宮（現通渭路蘭州市政協所在地），先父親筆撰寫了一副挽聯，聯雲：
抵製外夷，打擊侵略，謀求幸福自由，廢除不平等條約於光天化日之下；振興中華，創造共和，從事國民革命，挽救受壓迫群眾於危急存亡之秋。
這副挽聯，高度讚揚了孫中山先生一生艱苦奮鬥的革命業績，詞義新穎，發自肺腑，讚揚之情，溢於言表。作為一個曾官居翰林院編修的前清遺老來說，對孫中山先生能有如此高的評價，實屬難能可貴。
1931年8月，國民軍師長雷中田捕押甘肅省主席馬鴻賓於省警察局，於是馬家軍陳兵城下，直逼十裏店，省城危在旦夕，數萬人的生命財產眼看將罹於戰火，在這緊急關頭，先父挺身而出，麵見雷中田，致書警察局局長高振邦，極陳利害，力主迎馬鴻賓複位。
加上吳佩孚、馬福祥、馬鴻逵等軍閥的從中斡旋，終於避免了一場戰禍。
先父平易近人，對平民疾苦，有求必應，但與官僚軍閥卻素不往來，表現了一個文人雅士的高風亮節。傳說在劉鬱芬任甘肅省主席時，為了贏得社會各界對他的支持，屢想拜見先生，但他卻以年老多病為由拒不相見。某次祭孔大典上兩人相見，先父仍是坦然自若，不與周旋。又北洋軍閥直係首領吳佩孚來蘭調停“雷馬事件”時，不少人朝夕相陪，酒宴相待，當吳慕名造訪先父時，先父卻避而不見。他的這種為人正直，不與權勢為伍的品德和作風，長期為世人所稱道，傳為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