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向西北進軍，而盤踞在蘭州的反動統治者，作潰逃前的孤注一擲，全城處於特務橫行、民怨沸騰的白色恐怖之中。在各種反動勢力的最後反撲中，長官公署第二處充當了瘋狂搜捕、殘害革命人士和濫殺無辜的急先鋒。據不完全統計，從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蘭州解決前夕，以第二處為首的特務機關“破獲”和審辦了所謂“共黨”等政治案件17案75人，有54名革命人士和涉嫌人員被分期分批地投入廣武路秘密監獄受押，經過百般折磨摧殘後，又有39人被分期分批量地從該監獄提出去加以殺戮。如1949年7月22日晚，根據特務頭子胡子萍的指示，由二處保防課少校課員陳善民、警衛組少校組長李永祿率領組員六人及長官公署警衛團士兵一排人將蔡炯、高崑山、馬汝瑛、巨明山、於海濤、馮真生六名蒙難者從廣武路秘密監獄提出，用黑色囚籠汽車送至河北沙溝，複用棉花和布塞口，在陳善民監刑下，由李永祿指揮將六人活活用麻繩一一絞殺，又用刺刀猛紮死者胸部，並推入深坑掩埋。又如1949年8月9日傍晚，根據特務頭子胡子萍的指令，由陳善民、李永祿率警衛組9人及警衛團士兵一排人，將程萬裏、齊濤、楊懷仁、趙欣、蒲政仁、王保民、張洪仁、韓世五、程滿倉、王永恩、秦蘭亭、楊順直、安克禮、馬傑三、黃萬有等15名蒙難者從廣武路秘密監獄提出，仍用黑色囚車分兩批送往河北李家灣軍統臨時監獄，哄騙蒙難者說：“送到這裏是管押，並無其他用意。”但待到晚上10時以後，在特務頭子李永祿的指揮下，以“解手”為由，逐一點名叫出，被躲在號子外麵的劊子手們兩人架一個，陸續拉到監獄後院，逐一用麻繩背綁，再用衣服蒙頭，棉花塞口，架至沙溝內預先挖好的深坑邊，凶手輪換著用刺刀將15人捅死，遺體推入深坑掩埋。
在慘遭迫害時，蔡炯烈士臨死不屈，勇拚凶手，表現極為壯烈。
程萬裏烈士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在行刑前頑強地昂首仰麵高呼“中國人民解放萬歲”“共產黨萬歲”。烈士們的英勇壯舉，驚得劊子手們目瞪口呆，手足無措。
在施行二次大屠殺後，懾於我解放大軍兵臨壓境的非常形勢，特務頭子胡子萍於8月10日即命幫凶李永祿率領警衛組全體人員，將廣武路秘密監獄在押的30多名革命人士裝上汽車，押往河西。特務們往西逃竄途中又進行了兩次屠殺。
1949年9月12日當晚下半夜，將隴南農民起義領袖王仲甲押至武威西關公路旁北側予以槍殺。王仲甲在敵牢關押期間，始終保持了一個農民英雄堅強不屈的高風亮節。當特務審問他是否與共產黨有關係時，他說：“可惜我和共產黨未取得聯係，若有，甘肅局麵不會如今日。”
1949年9月17日張掖解放在即，逃至當地的特務頭子胡子萍唯恐“事出意外”，又決定殘殺一批革命人士。遂派幫凶陳善民、李永祿率領組員等14人在張掖縣自衛隊隊員十幾人的協助下，於當日夜間將郭鼎丞、曹旦希、李文軒、李承安、左化南等17名蒙難者押至張掖城郊西南賀家莊附近分別一一架出，反背捆綁，蒙頭塞口，然後用麻繩絞勒，在一個小時內將17人全部殘害，並將遺體推入事先挖好的一個深坑內草草掩埋。事後，劊子手們將烈士值錢物品私吞，將衣服變賣瓜分，真乃如虎狼之凶狠，慘無人道。
特務殺人後的翌日，即1949年9月18日，便匆匆忙忙押著尚餘的17名囚者向酒泉逃竄，抵達目的地後將他們繼續關押。9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迫近酒泉城，特務劊子手們聞訊驚慌外逃，無暇再下毒手，才使還帶著鐐銬的劉振中、景耀華、馬懷傑、胡效周等全體被囚者從窗逃出，脫離虎口。
甘肅全境解放時，殺人罪魁胡子萍和魔頭陳善民、李永祿等自知罪惡深重，血債累累，不敢在大陸停留，帶領一小撮雙手沾滿烈士鮮血的特務爪牙，匆匆一如喪家之犬，輾轉逃離南疆，投奔台灣找他們的老主子去了。然而法網恢恢，天理難容，仍然有一批罪大惡極的特務劊子手在解放後落入人民法網，受到了嚴厲懲處。另有劊子手陳富山、李成德本處以徒刑，但他們心懷仇恨，竟陰謀暴獄，以身試法，七一複被鎮壓。還有劉xx、丁xx等一些幫凶，由於坦白交待較好，則被人民法院從輕處以有期徒刑，以贖前惡。
英烈們和死難者的在天之靈，部分地得到了告慰。
“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回首往事，感慨萬千，正是由於有千千萬萬革命先驅者的前仆後繼，英勇獻身，才換來了金城蘭州的解放，換來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換來了日新月異、興旺發達、和諧美好的今天。
（《甘肅文史》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