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身為甘肅省政府代主席的丁宜中，是個眾叛親離、孤掌難鳴的光杆司令。事無巨細，內外應付，一概交由我替他辦理，並出於籠絡住我的隱私目的，任命我為甘肅省政府秘書。我們在酒泉時，謠傳國民黨軍要在潰逃前破壞玉門油礦。該礦經理鄒明特請丁宜中赴礦給全礦職工講話，穩住人心，保護油礦。丁宜中以代主席身份隻帶我一個人前去。丁以“在安定中求生產”為題作了講話，丁說：“大家要安心生產，不要聽信謠言，自相驚擾，共產黨是來不了西北的……”長篇大論，一派自欺欺人的謊言（丁講話我作記錄）。
省政府逃到酒泉後，隨行逃到酒泉的省府個別處、局及從解放區逃出的專員、縣長親自將印信當麵交給丁宜中，連一句話也不說，就都自行逃命去了。甚至有人托人或打發人前來竟把印信扔在地下，轉身便走。丁每接到一顆“官”印，總是臉毫無表情，唉聲歎氣地說：“完了！真的全完了！”這些代表著國民黨政權覆滅的物證，這時竟成了扔不掉的罪惡負擔。丁都叫我保管，之後回蘭時，我向蘭州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政務處移交印信共26顆。
有天深夜，丁宜中對我說：“周祥初、楊複興（洮岷路保安司令）等9月11日在岷縣起義後，周以個人的名義給我來電報，勸省政府保全物資，宣布起義，千萬不要再往西逃。我把電報交寇永吉看了，寇與駱力學商討後說：‘這事現在不好辦’”。丁說到這裏，仰天長歎了一口，默默地把周的電報燒了。我說：“秘書長應召集四個廳長研究決定去向。”丁說：“晚了”。解放後，周、丁在蘭州談及此事時，周帶開玩笑地對丁說：“你呀，真是個標準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丁說：“你哪裏知道，槍把子握在寇永吉親信郭莊、蔡呈祥手裏，寇永吉不點頭，我是指揮不靈的……”就連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嶽派第八補給區司令曾震五來酒泉與人民解放軍及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彭銘鼎、河西總參謀部參謀長湯祖壇等商討起義事項，顧慮重重的丁宜中也未敢主動介入。正如丁宜中常給我說的：“我是看守政府；看守好政府的財產，等著移交清楚，我的責任算完了。”
四、退逃哈密
丁宜中其人受封建禮教熏染積習太深，舊的一套處世作人老學究作風，決定了他終生是個標準的幕僚人才。遇事優柔寡斷，唯唯諾諾，凡事從不自作主張，總是以長官的言行為意誌，仰人鼻息地做承上啟下的官樣文章。這就是四次出任甘肅省政府，三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主席任秘書長（朱紹亮、穀正倫、郭寄嶠）不倒且還落得“好聲名”的為人作事的哲學。正是這位“大事不決，要事失策”的代主席，在他的手裏失去了曆史車輪前進大好機會。當解放大軍乘勝直指酒泉時，丁宜中決定，對逃至酒泉的省政府職員近100人，每人發白洋50元，作第三次遣散。在發遣散費的會上，丁宜中聲淚俱下，又是抱拳作揖，又是深鞠躬的說：“我丁某把大家帶到這裏，妻離子散，無家可歸，罪在自己”。被遣散的人員，也是抱頭哭成一片，默默地垂頭喪氣地散去。這批離鄉背井之人，酒泉解放後，均向酒泉軍管會報到登記共103人，作了適當處理。經過這次遣散後，省政府隻剩下20餘人（筆者是其中之一），且絕大多數為各位的頭頭。
9月24日深夜，在解放軍逼近酒泉城下時，我們倉皇逃出酒泉，漆黑之夜，向西前進，到處是散兵遊勇，槍聲四起攔路搶劫、打家劫舍。由於我們還有運載物資大卡車20餘輛，轎車、吉普車10多輛，連成長隊，晚上車燈通明，一路幸未遭到搶劫。25日下午到達哈密。經民政廳長馬繼周（回教）與哈密專員堯樂博士（維吾爾族）接洽，我們住哈密專員公署堯樂博士公館。當晚堯樂博士舉行盛宴為我們洗塵。會上堯樂博士與丁宜中二人，還致辭互相吹捧了一頓，真是不知清算罪惡深淵之將至。
26日上午，丁宜中在堯樂博士公署二樓會議室召開甘肅省政府進疆後第一次臨時政府委員擴大會議。出席者有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代主席丁宜中、委員兼民、財、建、教四廳長及委員兼田糧處處長馬繼周、寇永吉、駱力學、宋恪、呂宗祐。列席的有：省保安公司王孔安、蔡呈祥，省府主計長朱煌、省銀行總經理劉望蘇、審計處長田籍田、《甘肅民國日報》社社長關潔民、中央通訊社蘭州記者站主任唐雄、蘭州市警察局局長郭莊，武威、酒泉、臨洮的專員傅子齎、王維墉、何世英等。省政府秘書趙世英作記錄。在這次會議上隻討論了一個今後往哪裏去走哪條路的問題。會上頓時暴發了西北兩派人員各持理由、互不相讓、激烈爭執、麵紅耳赤的僵持局麵。外省籍人士堅持攜帶貴重物資赴南疆、入印度、經香港去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