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貞觀元年（627年）到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是唐太宗統治的貞觀時期。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麵進行了整頓和改革，奠定了立國規模。這個時期的封建政治比較清明，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比較快，社會秩序也比較安定。所以曆史上把這一時期譽為“貞觀之治”。
唐太宗根據魏征的意見，定出“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對唐朝同少數民族的矛盾采取了比較和緩的政策。626年，益州大都督奏報僚人反叛，請發兵征討。他不許出兵，並說，僚人居住在深山野林裏，經常出來搶奪，已經成了習慣。地方官如果能正確對待，自然相安無事，不可輕動幹戈，殺害他們。唐太宗采取緩和階級矛盾和各族間矛盾的辦法，以求國內和平，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為此，他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麵采取了許多措施，其中用人和納諫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兩個主要措施。
唐太宗非常重視官吏的任用，對地方長官，更是特別重視。他把各州都督（地方掌管軍事的最高長官）和刺史（地方掌管行政的最高長官）的姓名都寫在宮裏的屏風上，隨時記下他們的成績和過失，以備提拔或貶降。他很注意縣令的選擇，要五品以上的官員保舉能勝任縣令的人，而各州刺史則由皇帝親自選拔任命。
唐太宗對士族地主集團的內部關係進行了一些調整。山東士族是漢魏以來的傳統勢力，社會地位最高。唐太宗在兼用關隴、山東和江南士族的同時，對山東士族采取既聯合又壓抑的政策。他在高士廉等人修的《氏族誌》裏，把山東老牌士族崔氏抑為第三等，從而提高皇族、勳貴、官僚的社會地位，加強皇帝的權力。與此同時，唐太宗極力選拔寒門庶族地主官僚出任中央政府要職。如少年時做過道士的魏征，官至秘書監，參與朝政，出身錄事、曾為王世充部下的戴胄，官至戶部尚書，參與朝政，自布衣而為卿相的馬周，官至中書令。這些人有的參加過隋末農民起義軍，有的是太子李建成政治集團中的人。他的著名的文武大臣中，尉遲敬德當過鐵匠，秦叔寶原是小軍官，張亮出身於農民，官至刑部尚書。還有一些人出身於少數民族。唐太宗采取提拔低級官員參與朝政等辦法，開辟官資淺、門戶低的人擔任宰相的途徑。
唐太宗還采取了一係列有利於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
從貞觀元年到三年（公元627—629年），關東、關中各地連續發生水旱霜蝗災害，關中受災最重，災民有賣兒賣女的。唐太宗認為這對於他的統治是一種危險，當即命令災區開倉救濟，準許災民到非災區就食。非災區的人民，也竭力幫助災民度過災荒。628年，唐太宗還拿出禦府金帛，贖回因災荒賣掉的子女，歸還其父母。
隋末，華北地區的漢族人民有不少被北方的突厥貴族所擄掠。突厥貴族在唐初還不斷率兵南下，使北方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受到騷擾和破壞。唐太宗即位後對突厥采取積極抵抗政策，解除了這一威脅。貞觀五年（631年）四月，唐太宗派使者把隋末被突厥貴族擄去的漢人用金帛贖回，得男女8萬口，使他們恢複平民身份，回到家園和親人團聚。
唐太宗又並省了很多州縣，並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員從2000多人精簡到600多人，整頓吏治，緊縮國家開支。
唐太宗還注意到不奪農時，以利於農業生產的恢複。貞觀五年（631年）二月，官吏要調動府兵當皇太子舉行“冠禮”（成年禮）的儀仗隊。那時正是春耕時候，唐太宗說：“農時最急，不可失也。”下令改在十月舉行。
上述做法，對社會生產的發展、對人民都是有利的。在農民的努力下，生產狀況迅速好轉。貞觀四年（630年），全國大豐收，流散的人都返回鄉裏，以後又連年豐收。由於農民辛勤地生產，到了貞觀後期，社會經濟已得到恢複。
唐太宗死時53歲。他是中國封建帝王中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在我國曆代的封建統治者中間，他具有比較遠大的眼光，較多地注意和推行有利於封建統治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政策。因此，他能“納諫”、“用才”，注意對少數民族上層貴族的團結，在保護地主所有製的基礎上，注意了小農經濟的特點，不過分役使人力物力。一般說來，在他統治的20多年中，封建經濟得到了鞏固和發展，人民得到了在封建社會中較為安定和平的生活。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一個新的高峰。再加上當時的一些曆史條件，使唐帝國成為我國曆代王朝中最為強盛的一個朝代，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富強繁榮和文明昌盛的封建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