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量眾多、個性鮮明的中國古村落，被稱為“傳統文化的明珠”，是一種典型的景觀文化生態型聚落，是中國鄉土文化的活的載體，是一種獨特的中國文化空間。俞源從建築、宗族、耕讀、民俗、風水等方麵表現出其文化的獨特性。對此我們從科舉文化、教育文化、田園文化、民俗文化和藝術等方麵逐一展開分析。
第一節 古村落的科舉文化
科舉文化是俞源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舉製度起源於隋，發展於唐，它本是因朝廷遴選官吏、開科取士而設，它的推行卻間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學習文化的積極性，進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擴大了科舉錄取名額，改進了考試方法，雕版活字印刷盛行，再加上北宋仁宗皇帝的幾條科舉政策，一是規定士子必須在本鄉讀書應試，使各地普設各類學校；二是在各科進士榜名的人數，給南方各省規定了優惠的最低配額；三是規定工商業者和他們的子弟都不得參加科舉考試，隻準許士、農子弟參加，激發了普通人家對科舉入仕的興趣，農家子弟看到了讀書入仕、光耀門楣的希望，從而“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不再是天方夜譚式的美夢，而是實實在在的希望，於是牛角掛書、柳枝為筆、沙地練字、田頭秀才代不乏其人，屢見不鮮。因此，俞源曆來把教子弟讀書、求功名作為宗族共同的大事。
一、開榜見“俞”
為了讓本族子弟讀書入仕，俞族各宗親支派紛紛興學，主要采用兩種方式：一是興辦書堂；二是資助獎勵。俞氏家族以耕讀傳家，倡導儒學，恪守宗法，注重教化，因而科舉人才不斷湧現。據不完全統計，明清兩代共出進士、舉人、貢生60餘名，秀才140餘名。“俞族甲於宣，沐浴於中原文獻之澤，有觀政禮部者，有尹宜黃者，鄉貢且綿綿不絕，學使按臨鸞噦，茅薌踵相接，宣人有無俞不開榜之諺。”（2）足見俞源科舉人才輩出的盛況，並在宣平縣有著人人皆知的廣泛影響。據說，明清時期朝廷對赴府考試的秀才實行限額，每年永康16名，武義14名，宣平為12名。而宣平縣衙門前的秀才榜前，總有俞源考生的驚喜。俞源出現兄弟、父子、主仆同考雙中的趣聞，其爭讀競考之村風由此可見一斑。清康熙後期，33歲的俞采臣與13歲的兒子俞文煥，同年考秀才。到趕考那天，父子倆天未亮便出門，父親挑著文房四寶和包袱走在前，兒子跟在後，攀山越嶺，天黑時到達處州府（今麗水）。次日，父子倆同進考場，結果雙雙考中秀才，一時傳為美談。清道光年間，俞源上宅俞廷超赴府考試，挑著兩個小包袱，跟在後麵的仆人應寶時，在途中央求主人讓他一同參加府考。俞廷超知道，應寶時在伴讀中自學，文才不亞於自己，便滿口答應。大紅色的秀才榜一開，主仆兩人均名列榜中。在裕後堂、萬春堂等古堂樓的中堂板壁上，至今留存著許多“報單”。
在清朝，凡中得秀才、監生、拔貢及以上的功名，在民國，凡高小以上畢業，學校都送喜報上門，得報的家長喜氣洋洋，會給送報單的人一碗點心和一個紅包。如今看著這些泛黃陳舊但清晰可讀的報單，似乎曆史並不遙遠。俞源俞氏族人幾乎年年科考有中，但對求仕似乎並不十分盡心。或許是隱逸祖風的影響，或許是對官宦生活的厭惡，他們的科舉入仕率一直很低。明清兩代所出的45名貢元以上科舉人才中，隻有14人進入官場；在清初的天命、天聰、崇德、順治四代47年中，未出一名仕官；在雍正、乾隆兩代長達73年中，也僅1人入仕為官；而光緒34年中，雖有14人登科中舉，但沒有一人進入官場。但俞源人的勤學苦讀，卻培養出一批批儒雅的鄉紳處士，一批批文墨精通的鄉間文人。即使在明清兩代所出的21名仕宦中，也以擔任教育職務者居多。據統計，有教授2名，學諭7名，儒學教諭2名，儒學訓導3名，占到仕宦總數的六成多；在民國期間，有校長和教員22名。並且，湧現出“進士之師”、“壯元之師”和修誌文人。俞衝，字公翔，是敬一公的曾孫，在明永樂年間由麗水訓導升授邵武府教授。他以高超的論著文筆和“義利辨”文章，被尊稱為“鐵硯先生”。他認為：“利為義用，其利義也；反之，義為利服務，是不義而有罪也。”（3）俞衝注重身體力行。他起早貪黑淳淳教育學生，不在意學生送給他的禮物多少、有無；對生活有困難的學生，送去的禮物，他不但不收受，相反“窘甚者且周之，疾病者藥之，死亡者恤之，彌久而蓋篤”。（4）他教學多年，桃李滿天下。如麗水同宗俞俊，受俞衝教育熏陶後，一舉得中進士，官至尚書。當俞俊得知俞衝謝世時，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寫了《送鐵硯先生司教邵武序》一文，後被收錄為《宣平縣誌》的首篇文選。俞衝的義利觀念，在俞源後人中產生了久遠的影響。其曾孫俞世美，在明隆慶年間主持修建大宗祠後，在寢堂正中高懸“禮義賢聲”匾額，以傳揚禮義傳統，使俞源義人、義舉名揚宣平、武義兩縣。據民國十五年編修的《宣平縣誌》記載，清朝全縣30名義舉突出人物中，俞源俞姓的就有林檀、林模、君選、君泰、大鶚、大昌鳥、國器、大鳴、文瑛、步程等10人，占三分之一。前文“父子同考雙中秀才”的俞文煥，考秀才得的是第一名，後來考上拔貢。清康熙六十年（1721），博學多才的俞文煥被宣平知縣於樹範聘為私塾教師，教育兒子於敏中。由於俞文煥精博儒學，教學嚴謹，為知縣之子打下了紮實的儒學基礎。後來，於敏中上京趕考，金榜題名，經龍廷麵試，一舉奪魁。高中狀元的於敏中，自然不忘恩師的教誨，特製紅底金字匾額“佑啟堂”，送給恩師俞文煥，使其廳堂滿壁生輝。繼任宣平知縣的胡必奇，邀俞文煥在孔廟明倫堂講學，他自己也自始至終在堂恭聽。聽畢，稱讚俞文煥“學有本原，文有經濟，言有壇宇，行有圭角。清不離群，濁不混俗，殊可人也”！（5）並於乾隆元年（1736）親擬七言28句的頌稿，由教授正堂周雯書寫並附畫作，贈予俞文煥作為紀念。胡必奇所贈的字畫，被俞文煥後代視為傳家之寶，曆來由輩分最高的紳耆存管，隻在過年時出展禮拜，以示俞氏太公為“狀元之師”的榮耀。
重教勵學的古代俞源，成就了許多大用之才，當他們功成身退，落葉歸根後，還樂為家鄉“泛晚景之餘波”。（6）俞昭和俞宗煥兩個修誌老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俞昭，字德輝，號雪峰，明嘉靖歲貢，出任山西代府審理，進階奉議大夫。花甲之年告退歸裏時，正值處州要修纂府誌，一回到家即接到處州太守李冕遣吏送來的邀請書，稱俞昭為“詞林山鬥”，請他“伏冀不靳，寵臨共圖”。（7）千裏跋涉回到俞源的俞昭，未及喘息，即應邀赴處州，為修纂府誌奉獻了畢生餘熱。俞宗煥是清道光拔貢，擢開化縣教諭十餘載。道光二十年（1840）告退回鄉後，也正值宣平縣屆臨縣誌編修。品行兼優的俞宗煥，時為宣邑文林嬌秀，頗受仕林敬重，知縣湯金知人善任，聘請俞宗煥為修誌主編，全麵負責縣誌編纂工作。他主持修纂的宣平縣誌有18卷。首印本現分藏北京市、上海市和北京大學圖書館。
1905年清政府正式廢除科舉製度。科舉在俞源社會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經過幾百年的熔鑄，讀書做官早已成為俞氏家族傳統文化中的基因和靈魂。因此清政府這一迫於時勢的舉措，對俞氏家族無疑是沉重打擊。科舉的廢除斷絕了俞源人受惠數十代而又莫不憧憬進入社會上層的道路。從此，昔日雖貧寒但尚不失希望和尊嚴的儒生成為了多餘的一群，新式教育的衝擊，使得俞源已落後於時代的書堂、私塾教育最終走向衰落。俞源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優勢，也最終失去了傳統村落的精英形成機製。俞源村落也逐漸遠離了往日的輝煌。
二、科舉精英
從清道光開始，祠產中有專項的儒田蒙租，童生入學無須自己交學費，童生舉考縣學、府學，貢監生參加省試、京試，均有盤纏補助，以資鼓勵，所以曆代讀書成風。明、清二朝出過進士1人，舉人3人，貢生54人，秀才140人。明清兩代走上仕途的有21人，有京官3人，府官5人，縣官4人，教諭9人。
第二節 古村落的教育文化
一、勸學勵讀
聚族而居的村落，就像一個大家庭。它以血緣為存在基礎，以儒家禮製為精神內核，以完備的家族規範為約束，以教育培養顯耀門庭的人才。其科甲人士、入仕官僚多寡，決定著能否成為譽甲五方的名門望族。俞源，就是以教育出人才，以人才享譽一方。
古時俞源雖隸屬宣平縣，但離武義縣城更近便，曆來受著明招文化（8）的輻射。清同治年間，武義八旗官教習何德潤，在為俞氏宗譜所寫的序中談道：“俞川介我邑西，宋季朱考亭、呂東萊，講學於邑，流風餘韻，旁溢鄰壤。而洪武初，宋學士景濂，蘇學士伯衡，來遊來歌，遺墨猶存。”可見，明招文化精神對俞源村的文化教育有著積極影響。不問家世的取仕製度，讓偏遠山鄉的社會底層百姓，也同樣擁有聞達顯才的機會。受祖宗隱逸遺風的熏染，俞源人並不十分在意仕途，但他們十分重視敬教勸學，強調讀書知禮，承繼耕讀傳家的族風。村中學而不仕或致仕在家的知識分子，發揮著詩書禮樂教化的作用。這種鄉紳文人一般不從事躬耕勞作，但有富足的土地和收入，在宗族製度的作用下成為興辦教育的主要力量。為鼓勵讀書進階，俞氏宗族實施多種形式的獎勵，建立有效的勸學勵讀機製。宗祠設有贐儀田15.4畝，取其收入用於考生盤纏。凡舉考文武童生佾生赴試，每人給卷錢一千文；文武生員貢監南北鄉試，每人給贐儀錢二千文；京都貢舉赴試，每人給贐儀錢三千文。各房派均設“蒙租”，五至七歲上啟蒙學堂的學生，每年可得蒙租穀二百斤。同時，富裕房派設有儒租，資助秀才進取，有的戶一年可得八百斤之多。因此，一般家庭中有一兩人就讀，所得租穀可以解決溫飽問題，甚至基本解決了全家人的口糧。
20世紀初取消科舉製度後，俞氏宗族仍延續儒租製，資助高小以上學子。現仍健在的俞樟鬆、俞榮達等老人，都是這些待遇的親享者。村中秀才或高小畢業生稱紳衿，祠堂四季祭祖時，他們每人每次可分得胙肉2斤，與50歲以上的老人同樣享受；而其他16歲以上的男丁，隻能吃餐半腴飯，即每桌六碗粗菜、一碗肉。這種區別對待，有效地助長了讀書之風。民國八年（1919），俞鴻猷、李清等人發起創辦集賢區第一小學，仍實施蒙儒租製度，並且發動“竹木捐”、“屠戶捐”等活動，經常籌集教學經費。直至解放以後，國家實行統一的教育製度，俞源村的勸學獎讀機製才成為曆史。
二、興辦書館
許多大家族為求文運通順，往往要在村邊合適位置造文峰塔、文昌閣之類的建築物。風水著作《相宅經纂》說：“凡都、省、州、縣、鄉村，文人不利，不發科甲者，可於甲、巽、丙、丁四字方位擇其吉地，立一文筆尖峰，隻要高過別山，即或發科甲。或於山上立文筆，或於平地建高塔，皆為文筆峰。”（9）例如建德新葉村的摶雲塔，就是為振文運而建的文峰塔。俞源俞氏族人似乎曆來不太相信這種“道理”，並沒有去建造文峰塔、文昌閣，而是十分注重學堂書館的建造。
據宗譜記載，明清兩代曾辦讀書場所19處之多，琅琅書聲伴著潺潺溪水流淌了數百年。明中期以後，傳統的輕視商賈的觀念開始動搖，崇尚儒學的俞源人，有的開始離農經商並獲得成功。當他們發財歸裏時，並沒有忘記教書育人，於是便出現了六峰書館、桂林軒藏書樓等有一定知名度的教育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