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於935年滅新羅，犯6年滅後百濟，朝鮮半島進入高麗時代。公元1392年，高麗大將李成桂廢高麗末代國王恭讓王，高麗遂亡，享國475年，時間跨度略與中國的宋、元相當。
高麗主要以開京為都。開京作為都城約400餘年。雖然統一新羅的王京慶州是功能完備的都城，但高麗並未考慮以其為都，一則慶州地勢平坦不易禦敵；二則慶州是新羅的心髒地帶，高麗朝廷對新羅殘餘勢力的反撲是深為憂懼的。因此，高麗沒有承襲建於平原地帶的慶州，而是選擇在山地另建新都。高麗曾一度考慮過以高句麗之舊都平壤城為都，在918年就實施了在平壤設大都護府、遷移各地居民到平壤、建設城牆等準備行動。但是，由於平壤在戰亂中遭到很大破壞，短時間難以恢複，而開京早在896年就建造有堅固的“勃禦塹城”，有防禦上的地利和優勢，而且城內建造王宮和官廳的基礎條件也比較完善，在短時間內就可擔負起統治中心的任務。因此，王建最終放棄了定都平壤的意圖，直接將勃禦塹城改造成了自己所謂的“皇城”。
高麗太祖二年（919）正式定都開京，而都城體係的完成用了將近50年的時間。1010年開京遭到契丹的進攻並遭受較大破壞之後，又築造了外城及拱衛宮城的皇城，前後用時21年，於顯宗二十年（1029）才完工。恭讓王三年，又開始築造內城，但因種種原因工程未能持續下去，直到朝鮮立國，朝鮮太祖二年（1393）才在其舊基上全部完成了內城的築造。到高麗第6代國王成宗（981—997年在位）時，中央集權體製得到最終確立和鞏固，開京也發展成為與其王朝規模相當的都城。此後11世紀的約100年間，是高麗比較穩定的時期，都城內的諸般設施和居住區逐步得到了完善。宋代使臣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描述當時開京的城市風貌雲：“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高堞周屏，模範中華，仰箕子舊封，而中華遺風餘習，尚有存者。”
中國周代奠定的“前朝後市”的理想王都模式，在都城建設實踐中其實並未得到過嚴格的實現，因為這一製度形成的時期還處於奴隸社會，工商業並不發達，而且都城的核心在於“築城以衛君”，其建設基本上以王權為中心展開。王宮居於城之中心，“市”配置在王宮之後，便於君權的控製和為“宮”服務。到秦漢之長安、洛陽，服務於皇權的皇宮等建築還占據著都城麵積的絕大部分。然而隨著“民本”思想的發展和手工業、商業等活動的逐漸加強，都城需要擔負起更多“為民”的功能，表現在宮城麵積所占比例的萎縮、外城的擴大和市場的多點設置等方麵。魏晉時期的洛陽有三市（金市在城內，位於宮城西側；城東有馬市，城南有南市），南朝時期的建康城，因水陸交通便利，貿易活躍，因此設有多個大小市場，如北市、東市、苑市等大市及牛馬市、穀市、紗市、鹽市等行業市場，這些市場大部分設在城外，形態更為開放，其配置更多是出於實際的需要而少概念之約束。發展到北宋時期，隨著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北宋的政治性城市普遍發展成為經濟中心。城市突破了以往沿用下來的以王權為核心的結構，衝破了裏坊製的束縛，坊巷製取代了裏坊製，對“市”進行嚴格控製的過往體係崩潰，集中的“市”演變成沿街的商鋪，簡而言之，市場在都城中從“點”發展到了“線”以至後來的“麵”，城市的空間發生了巨大變化。北宋東京、南宋臨安的街巷裏坊的形態，就是這種轉變的集中體現。
朝鮮半島的都城，亦經曆了類似的發展曆程。高句麗、百濟都城中“市”的設置，已很難考證，而統一新羅之慶州的市場配置，則是在唐代坊市製度的束縛下，呈集中管理的點狀市場的形態。新羅昭和麻立幹十二年（490），“初開京師市以通四方之貨”；智證麻立幹十年（509），“置京都東市”，京城之中具備了東市、西市。據推測東市可能位於月城的東側，緊臨王宮。除原有的東市外，新羅孝昭王四年（695）又設置了西市和南市。至高麗時代的開京，與中國宋代以來的城市轉變相呼應，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即突破了新羅慶州所引入的唐長安規劃形製，從實際功能要求和地形出發，將王宮配置於城市的西北部，宮前的大道不再作為城市的主軸線；取代王宮成為都城中心的是沿東西、南北幹道相交而成的十字中心區布置的商業“長廊”。
開京的市場與宮城的關係已變得相當疏遠，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部位的南北幹道交叉的十字街區域，形態也轉變成街道兩側設長廊，發展成“線”形的商業街道。《高麗史》載，熙宗四年（1208）七月，“改營大市左右長廊，自廣化門至十字街，凡一千八百楹，又於廣化門內，構大倉南廊、迎休門等七十三楹”；《高麗圖經》中亦有相應描述：“自京市司，至興國寺橋，由廣化門以奉先庫為長廊數百間，以其民居隘陋，參差不齊，用以遮蔽，不欲使人洞見其醜”；以及“王城本無坊市，惟自廣化門至府及館，皆為長廊，以蔽民居，時（市）於長廊街，榜其坊文，曰永通，曰廣德，曰興善，曰通商，曰存信，曰資養，曰孝義，曰行遜，其中實無街衢市井，至有斷崖絕壁，荒墟不治之地，特外示觀美耳”。高麗時代開京長廊的具體形象如何，目前隻能根據上述文字記錄加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