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中的華嚴思想，很早就傳入了朝鮮半島，並且在後來華嚴宗成為朝鮮半島佛教中最為根深蒂固的宗派，智異山華嚴寺就是這一宗派的大本營。統一新羅時代傳播推廣華嚴思想的大師是元曉和義湘，華嚴寺即為義湘的道場。華嚴寺位於求禮郡智異山山腰，是統一新羅時期山地寺刹的代表作，也是朝鮮半島禪宗和教宗·兩大宗派的本山。根據《華嚴寺事跡記》，該寺由印度僧人緣起祖師創建於真興王五年（554），其後善德王十一年（642）慈藏法師擴建，文成王十年（670）由義湘大師重建，景德王時期（742—764）受到王室的重視，得王室賜額。壬辰倭亂時毀於兵火，據民間文獻記載，當時毀壞的殿堂共計5000餘間，足見當時此寺規模之盛。今日所見之華嚴寺，木構建築為後世重建，現存新羅時代的遺物為四獅子塔（3層舍利塔）以及其前方的石塔、東/西五層石塔，覺皇殿前石燈、圓通殿前獅子塔、幢竿支柱等。這些石造遺物，據推測造於景德王十三年（755）。
華嚴寺的伽藍配置突破了平地型寺刹南北軸線、左右對稱的嚴整布局形式，而是適應山地地形，沿溪穀的自然流向展開布局，將寺刹用地劃分為幾個台地。當然，堂塔式寺刹的影響依然存在，如在大雄殿區域，仍然有南北軸線，雙石塔也比較對稱地配置。因在山地，不再以回廊圍合成廊院。山地地形對建築群的配置，如出入方式等，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種適應地形、但局部盡量追求規整秩序的布局方法，一直貫穿了此後的朝鮮半島傳統建築。
3.3高麗初期的堂塔式佛寺
高麗一朝，佛教隆盛。高麗太祖釆取的崇佛政策，一直貫穿了整個高麗時代。高麗初期，王室和貴族階層對佛教的興趣和信仰比朝鮮半島此前的任何時候都顯狂熱。太祖政權初立，與宮殿的興修同時，就在開京建造了法王寺、慈雲寺、內帝釋寺、舍那寺、天禪寺、新興寺、文殊寺、圓通寺、地藏寺十座大寺。尤其是在11世紀高麗中央集權相對穩固的時期，曆代國王為王室的祈福而建造了大規模的寺刹，開京周圍因而充滿了這樣的“願刹”，此後在持續擴建這些寺刹的同時，又不斷創建新的寺刹，如顯華寺、佛日寺、安華寺、國清寺、靈通寺、玄化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寺刹中宗教儀式常年不絕，經常舉行八法會、蓮燈會、無遮大會、仁王道場、羅漢齋等80餘種佛教活動，舉行大型的活動如仁王道場時，這些寺刹均能容納上萬名的僧侶。
這些王室“願刹”不但規模宏大，而且極盡奢巧之事。高麗學者李仁老曾在其《破閑集》中描述過安和寺的雄壯精美，稱其為“海東第一刹”。《高麗圖經》卷十七，祠宇·靖國安和寺條雲：“寺之額，即今太師蔡京書也……東曰神翰，其後有殿，曰能仁殿，二額皆今上皇帝所賜……工巧窺中國製度……”可見當時的寺刹得到王室的大力扶持，還特意向中國求書匾額。同書祠宇·廣通普濟寺條雲：“正殿極雄壯，過於王居”；興王寺條雲：“前臨溪流，規模極大，中有元豐間所賜夾竚佛像，元符中所賜藏經兩壁……”能讓宋使感歎“規模極大”，可見這些寺廟的盛況。同書卷二十三，雜俗·施水條記載：“王城長廊每十間張簾幕，設佛像，置大甕，貯白米漿，複有杯酌之屬，恣往來之人飲之，無問貴賤，而以僧徒主其事。”《宋史》亦雲：“高麗王城內佛寺70區。”均可見當時開京內外佛寺之盛。而開京之外，高麗各地也紛紛建有大刹。
在高麗初期，統一新羅時代萌芽發展的山林佛寺繼續發展，但仍不是高麗佛寺的主流，因為高麗時期的佛教，基本上仍可看做是處在王室佛教階段。與高麗王室相關的寺刹仍維持了統一新羅以來的堂塔式佛寺布局，而且遵循中國古製，這些寺刹的塔仍多用木塔。甚至在高麗中期，山林佛寺逐漸發展起來以後，在某些地方仍然留有平地型寺刹的餘響，如位於陽州的檜岩寺。高麗末期的文人李索耳對檜岩寺的規模有所記載，共有建築262間。“普光殿南向寬5間，殿後有說法殿5間，再後有舍利殿1間，再後有正廳3間，正廳東西側置方丈，各3間……”等。現在該寺僅餘台基若幹處，但可以看出是在平坦地形上秩序井然的布局，周邊圍有回廊。
高麗時期的宗教思想和寺刹建築的發展受南宋的影響很大。文宗時代的文臣李子淵按照中國潤州（今寧波）甘露寺的原貌，在禮成江東岸挑選地形類似的地方建高麗甘露寺。高麗僧人活動的範圍超出了高麗疆域，擴大了在中國、日本的活動，如在杭州的高麗寺、興安州的新羅寺、通州的廣福寺等，均是高麗僧人活動集中之地。在元的勢力進入朝鮮半島後，佛教相對較消沉，隻有與王室保持密切聯係的華嚴宗係統的寺刹得到了維持。
留存至今的11、12世紀開京周圍的寺刹建築的遺跡非常稀少，隻剩下興王寺、佛日寺還能看出大體的伽藍配置，通過文獻記載還可了解安和寺的一些狀況。地方寺刹的遺址如全羅北道南原市萬福寺遺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