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文化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社會思想意識、政治形態、生產方式、地理氣候等。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中，這些因素對建築文化所施加的影響各有強弱，對任何一種建築文化均是如此。但是，就朝鮮半島和日本建築文化的發展曆程而言，有一種特殊而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始終存在的，這就是與中國的政治關係。
中國建築文化早熟，在其發展到相當高度時，周邊地域的文化仍然處在較低的發展階段，因此中國雖然先後接觸過諸如西域、印度等外部文化，但這些外來的文化並不能左右中國自主發展的進程。而朝鮮半島、日本的情況並非如此。中國的國力和文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幾乎貫穿東亞封建社會的始終）領先於此二者，使它們成為先進文化的受體，而與中國的政治關係的遠近好壞，則對其接受文化的程度、方式、內容和過程、結果有著關鍵的影響。概言之，它們與中國政治關係的波動，會影響其建築文化發展的過程。在宏觀上表現為與中國關係密切時，其建築文化中的中國因素成為顯性，如高句麗的漢代和北魏因素、百濟的南朝性格、統一新羅的唐風、高麗的中國南方因素、朝鮮王朝的明代風格等。而在中國對東亞政治秩序的控製力弱化時，比如東漢後的南北朝對峙、唐後的五代十國時期；或者當朝鮮半島的政權與中國關係冷淡時，其建築文化對中國的吸收則有所停滯，如高句麗初期、統一新羅末期、高麗初期和朝鮮後期等。日本的情況則與朝鮮半島又有所不同，因遠懸海外，中國的勢力難以主動幹涉（當然中國各朝政權也不曾試圖幹涉日本，唯蒙元曾嚐試渡海東征，結果铩羽而歸），而且日本自古代國家時期起，始終在嚐試與中國爭奪東亞政治秩序的主導權，因此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主動性，而且獨立發展的意識更強，在建築上的表現就是朝鮮半島的建築與中國的更為接近，而日本距此二者均相對較遠。
鑒於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對朝鮮半島、日本古代建築發展進程的重大影響，有必要將東亞政治史變遷與其建築發展各階段表現出的特征聯係起來考察。然而，此前的著述在進行朝鮮半島建築史的研究時，雖然一般會先簡要敘述和分析當時的曆史、社會背景，但一則往往囿於朝鮮自身的國內政治形勢的分析而忽視對華政治關係對其文化的影響，二則中國或朝鮮、韓國的建築史研究者多未涉及這一領域，而且朝鮮和韓國的學者則出於某些原因對這一方麵常常避而不談，三則曆史學者、社會學者雖然對東亞的政治秩序研究頗深，但未能與建築文化聯係起來考察，因此至今未見專門而係統的論述。在本書中，筆者將對華政治關係變遷對朝鮮半島建築文化發展過程的影響，初步論述如下。
2.1相似的政治結構是東亞建築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基礎之一
日本學者西島定生曾提出“東亞文化圈”的四大共同文化要素：即漢字、儒教、律令製、佛教。姑且不去探討這種提法確實與否，但“律令製度”無疑是中國文化圈內各國的共同特點之一。特別是自隋唐以來，東亞的主要國家，如統一新羅、高麗、朝鮮和日本，均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政治秩序，這種政治秩序對建築的影響雖然不如佛教那樣物質化（如寺刹的出現），但卻造就了東亞建築文化深層次的同質性。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如都城製度，中國的長安、洛陽等的城市規劃是律令製控製下形成的，這種律令製度下的城市秩序同樣出現在新羅的慶州以及統一新羅時代的一些地方性城市中，並在高麗之開京、朝鮮之漢城，以及日本的藤原京、大津京（667—671）、平城京（710—784）、恭仁京（741—744）、紫香京·難波京（645—654）、長岡京（784—794）、平安京（794—？）等都城或者地方行政中心中得到曲折的反映。
相比於西方的封建社會，古代東亞各國的政治還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點，就是王權高度集中，而且始終高於神權。無論是中國曆代，還是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以及幕府建立之前的日本，均是如此。在這些國家中，王權是無限的，而且在長時期內得到維持。以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專製王權為上層結構、以律令製下的官僚體係為基礎的管理係統，使得建築文化的進步始終處在政治的強大引導之下，生產因素在推動建築的變革方麵並不像在歐洲那樣顯著。以城市建設為例，東亞古代的城市，與西方城市的涵義並不完全相同。千百年來，亞洲沒有形成一些必要的社會環境，使得城市中數量最大的居民一一手工業者、商人以及市民能夠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將其要求反映到城市的建設中去，隻有在短暫的南宋時期（如臨安）似乎是個例外。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對商業和手工業的鉗製、儒學對經商行為的蔑視，這些觀念和統治形式使得市民自治的城市在東方成為不可能。城市的形成和建設都是政權主導下的行為，它們以體現統治的倫理秩序為要務，以限定居民的活動為根本，以規範城市的生活為天職，在這樣的條件下，城市不會以其他的形式出現。因此可以說，中國建築文化圈中的城市形態裏隱含著一種必然。在這樣的政治秩序中，平民百姓被限定在一個係統之中，這個係統是被從軟力量（意識形態）到硬件（規劃形態）所控製的，排斥個人行為自由，控製建築形式、規模等，形成了一種整體感和秩序感。直到10世紀末宋代以後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但隨後作為遊牧民族的蒙古入主中原，迅速發現了這種秩序森嚴的城市形製對統治的有益之處，因此這種體製不但沒有受到根本的削弱，反而在明清得以加強。朝鮮半島亦是如此，日本在飛鳥、奈良、平安時代亦不例外。但此後日本的政治體係與中國及朝鮮漸行漸遠，也許這是近代日本略遭挫折後卻迅速發展，最終成為列強之一繼而在上個世紀為禍甚烈，而中國、朝鮮半島則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曆史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