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交通線的打通，使得新羅的文化迅速地發展起來，新羅王都慶州一帶的鈴塚”“瑞鳳塚”“天馬塚”等古墳中出土的文物表明，此時新羅在政治、經濟和工藝技術等方麵比起之前來有了跳躍式的進步，發展到了相當的水平。強大起來的新羅逐漸向南擴張，
從而與盤踞在任那的倭國（直到唐時，始有“日本”之稱）軍隊發生衝突。據《日本書紀》記載，繼體天皇二十一年（527）
大和朝廷因發兵征討新羅，軍隊卻在福岡縣境內遭到當地豪強的襲擊，這就是日本曆史上的“磐井”之亂。叛亂雖於次年平定，但倭國與新羅軍事力量的對比卻發生了變化，導致倭國在朝鮮半島戰事的失利。公元660年，高句麗聯合百濟進攻新羅，
新羅王請求唐朝出兵救援。在唐朝軍隊的打擊下，公元660年百濟亡國，唐朝在百濟故地設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個都督府實施直接的統治，而這與新羅統治半島的野心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文武王十一年（671）新羅軍隊攻占了泗沘城，鞭長莫及的唐朝隻得將安東都護府從平壤遷至新城，至此朝鮮半島南部事實上由新羅所統一，史稱統：“金冠塚”金統一新羅前後，中原王朝、半島政權、東北諸族乃至日本列島各大勢力先後在朝鮮半島展開角逐，合縱連橫，形成了這一時期紛繁複雜的國際局勢。隋、唐兩代相繼攻伐高句麗，尤其是唐、羅聯軍相繼攻滅百濟和高句麗，對朝鮮半島的曆史乃至整個東亞的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新羅對半島南部的統一就是這場戰爭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而統一新羅的成立又改變了東亞世界的政治均衡，東亞各種勢力間以此為契機開始了新的一輪鬥爭和力量重組。在這一新的政治格局中，唐朝與新羅的關係是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在政治、軍事鬥爭的背後，各地區、國家間的相互接近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也在蓬勃發展，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東亞文化圈正是在這一時期基本成熟。
2.5.2唐、羅“冷淡時期”對朝鮮半島建築文化的影響
若較粗泛地描述統一新羅文化與唐文化的關係，當然是在高度發達的唐文化的照耀下，統一新羅幾乎是全麵地展現出唐文化的風格，從其思想意識、政治製度、經濟製度到生活習俗的方方麵麵，無不如此。然而，若進一步仔細考察，則能發現在統一之初，新羅與唐朝曾有一段長近百年的“冷淡時期”，大約為高句麗亡國至渤海勢力興起之間。這一時期內，新羅主要致力於自身統一事業的鞏固和發展，而唐朝則由於諸多原因，對新羅並未采取積極的對策，因此雙方來往較少，隻有少數幾次朝貢、冊封，盛唐的文化還未如後來那樣湧入新羅，因此這段時間內新羅的文化發展主要是消化整合和吸收百濟及高句麗遺留下的文化傳統。
分別在北朝文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高句麗文化和在南朝文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百濟文化，在這一時期同時融入新羅。這個融合的過程恰恰由於這近百年與唐之間的“冷淡時期”，並未因盛唐文化的輻射而被弱化甚至打斷。其對朝鮮半島建築文化的影響在於，統一新羅得以繼承和保留了高句麗、百濟積澱下來的一些建築文化特點，如山城築造技法、佛塔形式、造型意匠等，這些文化特點由統一新羅保留並繼續發展，並為高麗和朝鮮王朝所繼承，反映在建築文化上，就是直到朝鮮時代，朝鮮半島仍然保留了大量中國唐及此前的形式和技法（如“柱心包”係建築中所表現的那樣）。
大約在七八世紀之交，唐、羅雙方的“冷淡時期”終於被渤海國（698—926）的建立而打破。渤海國興起後，不僅在唐朝的東北邊境擴張勢力，而且也南向朝鮮半島開疆拓土，對統一新羅形成很大的壓力。唐王朝為了有效地牽製渤海國的力量，需要籠絡新羅以使渤海國兩麵受敵；而新羅的統一得以鞏固以後，也需要恢複與中原王朝的傳統友好關係，一方麵需要大力吸收唐朝的先進文化以促進本國的發展，另一方麵也要依靠唐朝的力量同渤海以及倭國在政治、軍事上抗衡。於是，唐、羅關係逐漸進入了持續友好、全麵發展階段，而統一新羅的文化，也就帶上了更為濃厚的唐文化色彩。
2.5.3統一新羅與唐的積極關係及建築文化的唐化
2.5.3.1官方聯係及民間貿易的加強
在唐王朝存續的7世紀前期至10世紀初期，根據權真永《古代韓中外交史一一遣唐使研究》一書的統計，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對唐的朝貢活動中，高句麗先後派出24次、百濟派出25次、新羅則派出過178次，新羅派出的遣唐使次數最多，派遣頻率非常之高，有時一年達三次，甚至在安史之亂中，新羅與唐朝的官方往來也沒有停止，如至德元年（756），唐玄宗避安祿山之亂幸蜀，新羅使者溯江至成都朝貢。唐玄宗大為感動，禦製並書五言詩賜新羅景德王，以“嘉新羅王歲修朝貢，克踐禮樂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