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熊津時期，百濟的寺刹表現與作為其來源的南朝山林佛寺相似；而遷都泗沘後，為什麼忽然轉變為與高句麗相類似的北朝佛寺形態了呢？推測其原因可能有二。一則在王室佛教時期，佛寺主要是作為國家政權威嚴的象征和鎮國祈福的政治工具，而中國北方的平地型佛寺形態規整、秩序嚴謹、規模雄壯，更能符合王室的政治需求。百濟遷都泗沘之時，正是百濟大力強化王權專製的時期。王室在都城周邊大興土木修建宏大寺院，主要是為了王權的守護，這些寺刹因此被稱為“王寺”。這些寺刹的營造是專製王權統治的要求，出於與高句麗競爭或攀比（如規模巨大的彌勒寺木塔的建造也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之一），因此百濟王室轉而釆納了北朝佛寺的形製。二則用地條件發生了變化。百濟因高句麗的追迫，先都漢山城，再都熊津，再都泗沘，一路南遷，漢山城、熊津在百濟看來均是臨時性的都城，王都為狹隘崎嶇的山城形式，寺刹亦在山地間展開，難以拷貝中國那種軸線對稱、廊院圍合的堂塔式寺刹，因此釆用中國南方的山林佛寺形態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而遷都泗沘之後，寺刹多在平地上展開，方有條件建造出形態規整的堂塔式寺刹。
3.2.3王室佛教時期的新羅寺刹
由於曆史、地理、文化等諸因素的製約，三國接受佛教的時間有早有晚，先是高句麗，接著是百濟，再後為新羅，由此構成了中國佛教的東傳走向。相較之下，三國佛教的性格也略有不同。高句麗的佛教比較多變，缺乏穩固的社會基礎；百濟佛教的典籍性色彩很濃；而新羅的佛教則在與國家政權的結合上，做得最為成功。佛教傳入朝鮮半島之際，正值中國曆史上的動亂分裂時期，接受佛教的朝鮮半島也處在三國鼎立的局麵。因此，佛教在朝鮮半島不可避免地要擔負起國家統一和民族形成的雙重任務，這一任務卻曆史性地落在後起的新羅佛教的肩上。上文已經述及，在佛教向半島傳播的過程中，高句麗和百濟由於兼占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優勢，故而奪風氣之先，率先接受了佛教。然而佛教在高句麗和百濟雖有良好的開端，卻沒有理想的成果。實際上，高句麗和百濟兩國雖然不乏高僧大德，佛教本可興盛，但由於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特別是高句麗對道教的引入·，使佛教受到很大打擊，因此反而是新羅佛教後來居上。新羅借助佛教的力量促進了文化的發展，統一了人們的思想，為國勢之強盛奠定了基礎。
新羅佛教的初傳則與高句麗與百濟均有所不同，而且情況比較複雜，各種史料的記載之間也有一些出入。有種觀點認為新羅與佛教的最初接觸，是在新羅訥祗王時，有沙門黑胡子自高句麗抵新羅進行活動，也就是說，新羅最初接受到的佛教影響是來自高句麗，而且佛教的引入沒有上升到對中國政治交往的高度，未能引起新羅政府的重視。黑胡子的影響充其量是在民間，雖然曾以祈禱的方式治愈王女（也許還是《三國遺事》的杜撰），但這不過被當做傳統的巫術罷了。更可能符合曆史事實的是，新羅在三國中處於最不利的地理條件，又不諳國際動向和新的文化趨勢，雖然消極地接受了從高句麗傳來的佛教文化，但由於當時高句麗與新羅在政治上處於敵對狀態，新羅統治階層對來自高句麗的佛教懷有戒心，使得佛教在初傳新羅的大約一個世紀中時起時伏，未能產生多大的影響。
到新羅第23代法興王（514—539）時，佛教雖然終於得到王室的承認，但佛教活動仍未見起色。直到真興王（540—575）時，新羅打通了聯係大陸的海上通道，通過一段時間的文化交流之後，新羅王室迅速意識到了佛教在強化與中國的聯係、鞏固自身的統治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遂積極支持僧人前往中國求法，王室亦開始供奉佛陀、廣造佛像、建立僧統製。在王室的大力支持和引導下，新羅佛教發展迅速，而其顯著特點是自法興王起所進行的佛教世俗化，主要核心就是利用佛教向人民灌輸強烈的護國精神，使得佛教成為新羅“統一”的精神支柱。新羅佛教的世俗化是有步驟、有層次、有目的地進行的，到真興王時期，佛教思想已經成為治理國家的根本理念和強化中央集權、進行領土擴張的“護國信仰”，護國佛教思想是新羅佛教的特色。圓光製定的五戒成為花郎道的核心思想，於是佛教由超人間的宗教一變而為世俗社會的道德、倫理規範，並成為“王化之方便”。圓光甚至不惜實施“求自存而滅他”這種“非沙門之行”，向隋朝修表乞師以滅百濟，可見他是將佛教的政治功能放在第一位來考慮的。慈藏在王室的支持下整飭戒律，使僧團成為一支重要的國家力量。他又杜撰一係列神話，渲染新羅為“根本佛土”，其真正用意是要確立新羅在朝鮮半島甚至東亞的獨尊地位，為政治上的統一提供精神基礎。慈藏歸國後創建的慶州皇龍寺九層塔連自己求法的聖地一一中華也都作為降伏的對象，而且被敵對的程度僅次於日本·，不難想象他們的政治立場是多麼鮮明，佛教的世俗政治功用是多麼強大。總之，新羅成功地利用了佛教外聯中國、內強政治的作用，使一個落後民族由弱變強，由後進變為先進，最終不但在強敵環視（高句麗、百濟、倭國）的景況下生存，而且最終巧妙地借助唐的力量統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鮮半島，開創了朝鮮半島文化的黃金時代一一統一新羅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