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中國的儒學，作為實用的世界觀和維持社會秩序的原理，從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開始，被半島上的曆代政權所利用。尤其進入朝鮮時代以後，國家政權摒棄了高麗王朝作為精神支柱的佛教，轉而以“儒教”為根本，實現“王道政治”，儒學為確保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做出了貢獻。朝鮮時代是朝鮮半島儒學大發展的時期，儒學幾乎被上升到宗教的地位一一“儒教”，中國的性理學成為朝鮮社會維持家庭、社會、國家秩序的基本思想。隨著儒學思想的普及，朝鮮社會從朝廷的各類製度到家庭細微瑣事的禮儀，均出現了廣泛的變化，而且對朝鮮半島建築文化的衝擊，幾乎可與佛教的傳入相類。出於特殊的曆史條件，儒學對朝鮮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從國家次元的政治理念、統治結構，到中間次元的都城與邑城的建設、宗法村落的配置形態，到小次元的住宅內部空間分化、裝飾風格等。這種影響的廣泛和深刻的程度，可通過比較儒學在日本所起的作用而反襯出來。雖然儒學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但是對朝鮮王朝的統治階層而言，儒學在事實上卻具有宗教般的意義，是他們絕對的價值觀。上行下效，由統治階層到普通百姓，無不遵循著“儒教”原則的引導，因此儒學對朝鮮半島建築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來得如此深刻而廣泛，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儒學對朝鮮半島建築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麵：一是建築中“禮”的思想的導入，儒教的理性精神和對秩序的追求廣泛而深入地影響到了朝鮮時期的城市建設、建築布局等方麵；二是使建築的審美觀念產生了重要的轉變，朝鮮時代以前，佛教建築占據了建設活動的主要地位，而進入朝鮮時代以後，儒學建築取而代之。華麗、莊嚴的宗教建築審美觀讓位於嚴整、秩序、簡素的儒學建築審美風氣；三是新的建築類型的出現和發展，如禮製建築（文廟、宗廟、社稷等）、教化建築（書院、明堂、辟雍、鄉校等）；四是根據禮製而來的種種建築製度，如“天朝禮製”秩序對朝鮮時代的都城、王宮建設的影響以及以“家舍規製”為代表的建築等級劃分等；五是對建築，特別是上層社會住宅的配置形態的影響；六是在裝飾、裝修和日常生活方式中的反映等。下文僅擇要將儒家文化對朝鮮半島建築的影響，或者說朝鮮半島建築中反映出來的儒家文化作一初步的探討。
4.1儒學在朝鮮半島傳播與發展過程簡述
中國的儒學，大略形成於奴隸製度行將崩潰的春秋末期。為了更好地發揮其強化和鞏固封建統治的作用，曆代統治階級及其思想家對儒學不斷地進行了加工、改造，使之更適合於當時封建統治的需要。從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儒學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和統治理念，控製了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達兩千餘年之久，而且傳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對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和地區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有部分學者確信，儒學早在公元前4世紀左右就已傳入朝鮮半島。例如韓國學者柳承國認為與燕昭王（前331—前270）同時的古朝鮮社會已知曉了早期儒學的某些思想，並嚐試用於解決遇到的問題·——意即孔孟之道於公元前4世紀左右，已經對朝鮮半島上的人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在朝鮮半島上設置了“漢四郡”，在漢廷的直接統治和大量漢民進入的情況下，相信儒家典籍和儒學思想在漢四郡及此後的樂浪、帶方等地區有了一定程度的傳播。
當然，關於儒學在朝鮮半島傳播和發展的曆史，可以實證的記錄是始於高句麗時期。目前的韓國學界傾向於認為儒學在公元1世紀前後通過高句麗傳入朝鮮半島。高句麗、百濟與新羅這三國中，高句麗的社會思想和國家體係最先受到儒學影響，與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有關。便捷的陸路交通密切了高句麗和中國文化的聯係，所以它自政權建立之初就和中國有著很深的文化淵源。出於國家發展的需要，高句麗的統治階層積極、主動地吸收了儒家學說。《三國史記》載，小獸林王二年（372），高句麗按照中國製度建立了國家最高教育機構—太學，向貴族子弟傳授《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和《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史等典籍，為官僚階層的儒化做準備，並在此基礎上，頒布律令，建立社會統治體製。在統治者的提倡下，儒學教育在高句麗得到普及，地方上也紛紛設立學堂（私立的“扃堂”），《舊唐書·高麗條》載“子弟未婚之前，晝夜於此，讀書習射，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孫盛晉春秋》《玉篇》《字林》《字統》，又有文選太愛重之”。由於高句麗主要是出於提升統治階層文化水平和政治能力之目的而推廣儒學，所以其儒學教育比較注重儒學經典的訓解。
百濟與中國有大海相隔，早期僅靠海路往來多有不便，因此儒學的始傳略晚於高句麗。百濟雖然沒有留下建立儒學教育機構的直接記錄；但百濟很早就出現過“博士”的稱謂（在武寧王和聖王時期就有“五經博士”），用來稱呼那些通曉儒家經典的人。百濟近肖古王二十九年（375），有位名為“高興”的人取得了“五經博士”的稱號，用漢字寫就了《書記》一書，從此百濟的曆史才有了可查證的文字記錄。而日本之所以能夠接觸到儒學，也正是通過百濟的“五經博士”們。大約在公元4世紀後半期或5世紀初，百濟派博士王仁到日本傳授《論語》和《千字文》，可見以經史為主要內容的儒學教育在百濟已很發達了，《隋書》載百濟“歲時伏臘同於中國，《五經》、子、史表、疏等皆依中華之法”。百濟儒學的推廣對國家政權的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古爾王時，建立了初步的中央集權國家體製，後又設置“六佐”製與十六官階品；“六佐”製度即源於中國周禮的六官，係模仿中國的六典而來。與高句麗有所不同的是，出於鞏固國家安全的需要，百濟引入和推廣儒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和完善國家體製，因此儒家所定的典章製度得到了最大的重視。在儒學教育中，也一度以《論語》《孝經》等為必修科目，強調“孝悌忠信”等儒家道德準則，建立起類似中國的封建倫理綱常以強化統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