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建立的殖民學院有兩大任務：首先，培養去殖民地做官的人，了解非洲、亞洲一些地區；其次，培養一些商人，準備到非洲、亞洲做買賣。這個學院的要求就是用科學的方式、最學術性的方式來培養人才。一般來說，學生到這裏上一到兩年的課，他們會學中文之類的語言，那麼是否可以說，1908年就是德語國家漢學的開端呢？那麼，1908年以前，德語國家是不是沒有地方能學習中文呢？情況不完全是這樣，有不少大學是可以的，但那裏教書的都不是真正的教授，隻是一般的教師而已。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德國做的壞事一直到現在都會有人記得，但是我們做的好事人家不一定知道。比如，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那一天，一批中國人，也包括我的朋友——從中國來的老師在內，他們在慶祝這件事。我記得從上海來的一位老師，公開提到威廉二世皇帝1900年7月27日在不萊梅港做的一次演講，當時德皇歡送遠征隊赴中國鎮壓義和團：“不要同情他們，不要接收戰俘！”這是著名的匈奴演講（Hunnenrede）。在香港回歸時，這位老師又重提到這一點究竟是什麼意思，這句話跟英國有關係嗎？我認為沒有什麼關係。其次，當時那個皇帝發了言以後，有不少德國人批判過他。另外，我還記得20世紀70年代我第一次到當時還在波恩的中國大使館去時的情景，因為我要去北京學習現代漢語，那裏的官員告訴我們德國人，不知道他說“你們”還是說“西方人”，他好像是說“西方人毀壞了我們北京最好的宮殿——圓明園”。當時我馬上就感覺到內疚，不管是西方人還是德國人。那麼是誰做的呢？誰燒毀了圓明園？是法國人和英國人，跟我們德國人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我要說的是，我們現在不能把他者和我們自己分得這麼清楚，因為所謂的“他者”的非洲或亞洲也會而且總會影響到我們自己。我給你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1906年，在德國東非殖民地，發生了黑人起義，當時德國士兵用了最殘酷的方法來解決這個所謂的問題，殺害了75000個當地人。我們在2006年舉行了紀念活動，表示非常遺憾。這件事發生以後，有不少德國文人、知識分子、政治家公開表示了反對，認為德國政府不應該這樣做。當時到了什麼地步呢？議會要解散，要求重新進行選舉。所以，非洲發生的黑人起義馬上會影響到德國的政治，同時也會影響到還沒建立的殖民學院。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有一批政治家說過：“不應該再用武力解決德國殖民地的問題，應該用科學的、學術的方法。”意思就是說，我們應該多了解和理解那裏的人民。為什麼這樣做呢？還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原因，這一點也是鮮為人知的，德國在亞洲、非洲的殖民地得不到什麼實際利益，他們花了很多錢都沒有賺回來，也包括青島在內。如果發生什麼起義的話，那你更沒辦法賺到錢，所以，有些政治家認為，如果我們用科學的方法了解那裏的人，他們跟我們合作，我們才能賺到錢。
司徒漢和這本書的另外一位編者路德維希·保羅想借助於這本書來予以說明的有沒有道理？這我不知道，但當時殖民學院的學術水平是相當高的，他們邀請的都是德語國家乃至歐洲最好的老師。你們之中也可能有人去過漢堡，那時是非常漂亮的城市，也有很漂亮的中國總領館。
再來說說司徒漢寫的關於漢堡大學漢學曆史的非常重要也很有意思的文章。我應該給你們看看司徒漢的樣子。這個是司徒漢，現在看起來非常可愛。他的觀點也很有意思，他說，漢學一直以來是政治性的學術（political scholarship）。第一，德國漢學畢竟跟帝國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它有曆史性、政治性，這個不能否認。第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打仗的時候，當時的西德完全否定我們說的“紅色中國”，對於我們來說隻能作為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記，應該反對。在20世紀70年代初和中期以前，漢學研究的對象都是古代的中國，沒有人研究1949年以後的中國。即使有的話，也一定是對台灣的研究，德國跟台灣一直沒有外交關係。現在這個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到底是什麼因素？漢學和政治有什麼關係？我本人應當認真思考這些問題。司徒漢說，漢堡大學在1966、1967年認為應該有一個中國曆史的教授席位，但是遭到曆史學係所有人的反對，因此未能成功設立中國曆史學教授的席位。為什麼他們要反對呢？我估計跟“文革”有關係，他們會說中國在破壞自己固有的文化和曆史。但是德國第一個漢學教授，他的名字叫福蘭閣。在德國漢學史上，一共有三個姓Franke的教授，福蘭閣的兒子叫傅吾康，此外還有跟他們父子沒有血緣關係的傅海波。雖然受到後殖民主義學者的全盤否定，但福蘭閣仍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漢學家、曆史學家。到現在為止，他寫的中國曆史是德國人乃至歐洲人寫得最長的，共五本。他隻寫到了明朝，然後要他的兒子接著寫下去，他的兒子是明朝曆史的專家，這是原因之一。在後殖民主義的影響之下，柏林自由大學的漢學教授羅梅君曾批判福蘭閣用德國曆史學家的方法來寫中國曆史，請參考Mechthild Leutner， Otto Frankes Konzeptionen zu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in：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von 19.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hrsg. v. Kuo Hengyü und Mechthild Leutner， München 1991， S. 183208.而福蘭閣實際上是想通過歐洲、德國曆史學的方法來說明中國的曆史可以跟日耳曼帝國的曆史相媲美，是一樣偉大的。從這一點來看，他是非常開放的，這一點到現在來講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