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外國報紙常常報道中國會有理性的民族主義，我總說沒有，但是我應該承認有一些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還讓我很不舒服，他們的民族主義實際上具有19世紀的味道，完全是過了時的。但是我在德國上課的時候，我會這麼說：中國人基本上沒有什麼民族主義意識，因為他們自己就是人類。但是方維規說有，現在也有人來利用民族主義這個概念，這是為什麼呢？如果時間夠的話，等一會兒我會再深入談一下這個題目。我上麵所引的美國漢學家的大概意思是，中國人對自己的了解基本上沒有什麼民族主義，其共同的信仰跟文化有關係，我不知道中文能不能說“文化主義”，德文、英文可以說。所以中國人的認同是從文化中來的，從文化遺產中來的，但是跟國家和民族好像沒有很大的關係。這是外國漢學普遍的觀點，無論是美國還是德國，我們基本上都是這麼看的。但是方維規卻說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曾任職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曆史係的張灝（Chang Hao， 1937—）教授在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第11卷《晚清史（1800—1911）》中寫過“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一章Chang， Hao，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 in：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Eds.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張灝所寫的“第五章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收入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332頁。，我不太了解他這個人，但他寫的有關清末思想史著作卻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認為他是個很有見地、很重要的學者。他今年已經七十六歲了，但是仍在上課。他說：“中國在1860至1919年之間，穿越到了民族主義。”我為什麼一直強調說，中國到清末、民初基本上沒有民族主義的意識呢？這是我從梁啟超那裏得出的結論，我特別喜歡這個人物。我喜歡讀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寫得很漂亮。可能好多人不知道，梁啟超的墓在香山臥佛寺東邊的山坡上，墓園綠草茵茵、鬆柏成林，是由他的兒子梁思成（1901—1972）設計的。你們如果還沒有去過的話，應該抽時間去看看，很有意思，我經常帶學生們到那裏去。梁啟超的文章我看過不少，當然受到他很大的影響，我今天沒辦法給你們看原文，但是從上麵的英文文章可以告訴你們他的觀點是什麼。1900年，梁啟超發表一篇文章談中國的弱點與曆史上的原因，意思說為什麼中國有弱點。張灝有專門研究梁啟超的專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崔誌海、葛夫平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他說，中國人不分天下和國家，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國家是國家，他們不知道他們的國家是在好多國家之間的某一個國家；另外他們不知道國家和朝廷的區別，所以奇怪的是中國到那時沒有自己的民族，因為當時說“大清帝國”，而不說什麼“中國”。雖然中國的曆史已經包括幾千年，人口眾多，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住在什麼國家。一個美國人好像也跟著梁啟超說：“中國人如果談曆史的話，會用‘朝代’的概念，不會用‘國家’這個概念，沒有‘曆史’的概念，所以中國沒有什麼曆史，不存在曆史。”
還有一個外國漢學家，白魯恂，他曾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上發表過《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重要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的口氣跟我的有點相似：
Nationalism is therefore a modern sentiment. Henc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iddle Kingdom Complex， or the concept of Han chauvinism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the same thing as Chinese nationalism.
他說得很棒，為什麼呢？因為他分得很清楚，民族主義是一個現代的概念，跟古代中國不一樣。很多問題是因為太看重自己的民族，比如，我們認為德國人如何地好。如果將上麵的一句話翻譯成漢語的話，可以說：民族主義是一種現代的感覺，傳統中國的那個中國意識，或者漢朝的沙文主義的意識根本不等於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我自己覺得他這樣說是很正確的。方維規的這篇文章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呢？他界定Nation一詞時，分不清楚傳統的民族主義和現代民族主義的區別是什麼。我現在無法使用我在波恩的個人圖書館，沒辦法查一下法國革命以前和法國革命以後民族主義的意義。我們今天說的現代性的民族主義來源於法國，法國革命以前沒有什麼所謂的現代性的民族主義。方維規說，中國早已經有過民族主義的證明在哪裏呢？他覺得我們可以把《二十四史》看作一部表示民族主義曆史的文獻，還加上一句話，我們如果從《二十四史》來看曆史的話，我們會發現《二十四史》裏表達出來的民族主義意識比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的還古老。哈布斯堡是維也納的貴族，到了法國革命以前，他們也是德國的皇帝。他們的曆史大概是從11、12世紀開始的，很可惜方維規的依據基礎是曆史學家王爾敏（1927—）的論述，我自己覺得王先生的某些觀點是頗值得商榷的。王先生於1976年發表了《“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載王爾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47—466頁。此書2003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出版了簡體字版。他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國家的名稱，有民族主義。根據我的了解，“中國”古代不是現代中國的意思，“中國”原來的意思是在中國古代包括一些諸侯國，可能包括四五個諸侯國，但是不包括所有當時的諸侯國和地區。另外，王爾敏說所有其他國家都有自己的名稱，就是中國沒有，所以別的國家稱呼我們的名稱我們都不要，比方說日本說“支那”，英國說China，等等。這點說明他不太了解曆史，比方說我住在什麼國家呢？我住在Deutschland，德國人在德語裏說Deutschland，英國人說Germany，法國人說Allemande，等等。為什麼有這些不同呢？因為英國人碰到了德國人，認為他們都是日耳曼人；但是法國人碰到了另外一個民族，因為德國不隻有一個民族，德國的民族也是非常多的，現在分成幾個，但是我們的來源是不一樣的，法國人他們碰到誰就認為那是德國。所以德國之外的國家名稱，跟我們自己稱呼“德國”的完全不一樣，這很正常，沒有必要為了這個煩惱。中國說的“德國”這個譯名大概跟Deutschland有關係，“德國”一詞的翻譯很可能是從荷蘭人那兒來的。那麼中國到了清末的名稱是什麼呢？“華夏”，這個詞跟文化有關係：中夏、中華。有意思的是，現在中國的正式名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沒直接用“中國”這個詞，這點很耐人尋味。“民國”一詞也是這樣，“民國”好像也是“中華民國”的縮略語。方維規的文章在很多地方都令人思考，比如他說，中國古代把自己的人和外來的人分得很清楚，這一點我們可以跟古代希臘對比，因為古代希臘也是從文化來看外部世界的，比方說我們現在用的“野蠻人”一詞可以翻譯成Barbar，無論是英文、德文，還是法語都可以這樣翻譯。那Barbar是從哪裏來的呢？是從古代希臘balbein來的。balbein是什麼意思？一個人能夠說希臘話，但他說話的時候別人並不清楚他在說什麼。這個可以和《孟子》聯係起來，因為許行是楚國人，孟子甚至譏其為“南蠻舌之人”《孟子》卷5《滕文公上》，阮元校刻本。，意思是說話像鳥叫的南方蠻子。從語言、文化把自己的人與外麵的人分得很清楚，這個觀念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古代希臘都是值得思考的。在這裏麵，方維規找到一些民族主義現象。他說，清末有這類的口號，“保種、保教、保國”，因為當時俄國人、日本人、法國人、英國人來華之後為所欲為，所以中國人提出來要保護自己。這個說法沒有什麼可怕之處，我自己覺得是正常的，不一定應該跟我們今天可怕的民族主義聯係起來，因為德國人在四十五年以前的民族主義太可怕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人基本上沒有了民族主義的情緒，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在足球比賽的時候。所以在德國很少有人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