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要給你們念一下一個荷蘭漢學對中國文學了解的譯文，他的名字叫伊維德，他原來在荷蘭的萊頓大學（Univertiteit Leiden），現在在美國的哈佛大學教書，是中國雜劇和傳奇的專家，很可惜他隻能敘述但並不能思考什麼問題。他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文學入門》）Wilt L. Idema and Leoyd Haft， 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一書，好像已經印了三版了。這本書的學術性不強，因為伊維德隻是予以描述，相當於一本手冊：某位作家在哪裏出生，寫了什麼書就完了。瑪利亞·洛勒爾用她的一個觀點想說明中國文學從一開始就跟真理是不可分離的，這好像跟歐洲文學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她是這樣認為的：“If literature is to reliably express the Way that is present in all that exists， the events it describes must truly have happened. Truth is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The best of all texts are the classics.”（“如果文學表達‘道’的話，一種無論是什麼東西存在‘道’的話，那麼文學描寫的所有東西肯定會跟它描寫的事件一樣發生。真理也可以算是文學的本質。所有文本中最好的就是經典。”）現在我們碰到一個問題，我們真的能夠把“道”翻譯成道理、真實、真理嗎？我懷疑。因為伊維德這樣做，洛勒爾也效仿，這個問題我以後還會再談一下。此外，為了說明中國文學和真實是分不開的，洛勒爾也提到《論語》一句有名的話：“The Master said， The object of the superior man is truth. Food is not his object...”，原文是怎麼說的呢：“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她也把“道”翻譯成truth，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這樣我們可以說，一百多年，可能已經是一百五十多年以後，還有漢學家或譯者把“道”等於真理或真實嗎？通過翻譯我們有的時候會遇到原文裏一些本質的問題，比方說，洛勒爾介紹陸機（261—303）的《文賦》時，她認為“詩緣情”一句，可以翻譯成：“詩來源於情趣或者感情。”但是“情”不一定是感情，如果我記得對的話，至唐朝以前，“情”是情況的意思，表示“外在的世界”。所以，如果這裏的“情”不是“感情”的意思，那我們也可以把“詩緣情”翻譯成：一種形式的來源跟外在世界的關係。
洛勒爾想說明中國文學主張真理，而歐洲文學主張模仿，我們歐洲人寫作的時候模仿外在的世界，但是中國文學的來源不一樣，中國詩人比方說他們沒有模仿外在的世界，他們反映外在的世界。如果我們從陸機來看的話，那麼詩人因為看外在的世界發現四季一直在變化，所以他的心理反映到外在世界。比方說，秋天的時候他會感覺悲哀，所以唐朝前後秋天和悲哀是分不開的，會有專門一個詞“悲秋”來說明這一感受。這是我的看法，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從唐朝來看，最重要的是意象，意象就不是一個外在的，而是內在的東西。
此外，洛勒爾的文章說明中國從南北朝已經開始把情與景聯係起來。有的時候是這樣，肯定有這種情形，但是並不多見。如果我記得對的話，南北朝隻有一個詩人會這樣做，那就是謝朓（464—499）。但是謝朓這樣做——亦即將情和景結合起來——完全是意外，隻是到了唐朝以後，詩人才會有意識地去這樣做。洛勒爾的理論是，因為外部世界異常豐富，所以詩人談論外部，比方說四季的變化，它隻能夠反映外部發生的情況，所以外部完全決定詩人在寫什麼。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中國詩應該非常無聊。為什麼呢，因為詩人如果隻能夠反映外在的東西，不能夠創造什麼的話，那麼這位詩人的創作就不會重要。但是洛勒爾這麼說也有道理，比如西晉的左思（約250—305），他看過方誌以後就完全按方誌來寫詩，我之所以知道這些，是因為我研究過南北朝的不少詩和賦。這從曆史的角度來看是有意思的，但是從詩學來看不一定。再說詩人反映外部世界，他想描寫外部真實發生的曆史上的大事，因此這也是一個原因，為什麼到現在還有中國學者會從作品看作者，因為他們相信“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我已經多次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對我們這些外國漢學家們來說，我們不需要將作家留下來的作品跟他個人聯係起來，這樣的聯係是沒有意義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果我們把所有發表的作品看成是作家的自傳的話，那作家根本沒有創作的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