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5日
我上周在汕頭大學組織了一場討論會，那裏的學生跟我在一起談了很多問題。有個學生當時問我一個問題：“老師您為什麼不笑？”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關於“笑”的話題。先給大家介紹一本書，是之前給大家講過的兩個哲學家梅勒和沃爾法特主編的，書名是Laughter in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東西方哲學中的笑》）HansGeorg Moeller und Günter Wohlfart (Hrsg.)： Laughter in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0.。你們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從哲學的視角來講“笑”的問題呢？說到底，“笑”原本不是一個哲學的話題。與“笑”不同，哲學家在20世紀及之後更多地在談“憂鬱”。為什麼哲學家認為“笑”沒有“憂鬱”那麼重要呢？為什麼“笑”是次要的，人們都不喜歡笑嗎？我們人類難道不喜歡高興嗎？
第一個談到“笑”的哲學家是德國人康德，但他談得不多。“笑”對於哲學家來說基本不存在，對於神學家和政治家們也是有問題的。2003年的時候我在青島參加有關王蒙（1934—）的一個研討會，如果大家看過王蒙20世紀八九十年代寫的小說，會發現“笑”、幽默在他的小說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王蒙曾經跟我說，如果沒有幽默，他（或是他小說中的主人公，我記不清了）在“文革”中沒有辦法活下去。“文革”期間他不得不離開北京下放到新疆。我寫關於他小說的文章時，第一次發現“笑”對於歐洲中世紀神學家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指的是顧彬：《聖人笑嗎？——評王蒙的幽默》，中文譯文見《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3期，第74—78頁。對於“文革”同樣如此。當時一個很有名的姓黃的畫家寫過一首詩，談到“文革”時不許人們笑。蘇聯根本不許人笑，中世紀神學家不許人笑，那中國呢？蒲鬆齡（1640—1715）的《聊齋誌異》中有一個故事，一個姑娘總在笑，周圍人都覺得她很不禮貌，所以沒人願意和她結婚《聊齋誌異·嬰寧》。，因為“笑”不符合當時的道德要求。但小說一直鼓勵小姑娘多笑，從這個角度看，蒲鬆齡是進步的。政府不許人們“憂鬱”可以理解，尤其不允許批評或批判政府，因為在一個社會中一旦有人憂鬱了，這個人會通過他的不高興傳達對政府的不利信息。為什麼中世紀基督宗教的神父們不允許人們笑呢？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耶穌笑過嗎？根據《新約》，耶穌沒有笑過。那麼人們應該向耶穌學習，像耶穌一樣嚴肅。
如果大家看過意大利作家艾柯的《玫瑰的名字》的話Il _disibledevent=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7.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回過頭來看“笑”和“幽默”的區別，我認為“幽默”是一種讓別人笑的能力。此外，“幽默”是現代的東西，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幽默”一詞很晚才出現。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幽默”的前提是個人主義，要想有“幽默”就應該離開一個集體，這樣便可以通過“幽默”諷刺別人，而這“別人”如果是地位高的人，就會感到不快。眾所周知，林語堂（1895—1976）寫過一篇文章林語堂：《論幽默》，見季秀榮編《林語堂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224頁。，其中指出“五四”運動之前根本沒有“幽默”，是“幽默”使人可以作為人，所以我鼓勵大家多看林語堂的作品。在曆史上，最晚從漢朝起，朝廷中都會有小醜。那麼小醜的任務是什麼？他能代表一種“幽默”嗎？我今天不談這個問題，希望大家下去思考，好像小醜和“幽默”沒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