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在1927年3月4日寫給王映霞（1908—2000）的信中承認：“我和我女人的訂婚，是完全由父母做主，在我三歲的時候定下的。後來我長大了，有了知識，覺得兩人中間，終不能發生出情愛來，所以幾次想離婚，幾次受了家庭的責備，結果我的對抗方法，就隻是長年的避居在日本，無論如何，總不願意回國。後來因為祖母的病，我於暑假中回來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經有二十五歲了——殊不知母親、祖母及女家的長者，硬把我捉住，要我結婚。我逃得無可再逃，避得無可再避，就隻好想了一個惡毒法子出來刁難女家，就是不要行結婚禮，不要用花轎，不要種種儀式。我以為對於頭腦很舊的人，這一個法子是很有效力的。哪裏知道女家竟承認了我，還是要我結婚。到了七十二變變完的時候，我才走投無路，隻能由他們擺布了，所以就糊裏糊塗的結了婚。” 鬱達夫的母親是個強者，似乎也可以說她是個了不起的人。有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鬱達夫的母親在他七歲的時候還讓他喝她的奶。他為什麼到了七歲以後突然不喝了呢？因為別的孩子欺負他，所以也許如果沒有別的孩子欺負他的話，他也可能還會繼續喝。鬱達夫小說裏的女子都是強者，無論她們是工人、妻子、母親還是妓女，她們不是弱者，而男人是弱者。這個現象是非常有意思的。因為20世紀80年代的漢學總是告訴我們，中國的女人都受到男人的剝削和壓迫，但是鬱達夫小說裏的男人和女人的關係完全不是這樣的。鬱達夫的女兒鬱黎民（原名鬱潔民，1925—）說：“在八年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裏，富陽縣城淪陷，母親為了不做順民，帶著我們三個未成年的孩子逃到離城三十裏的鄉下宵井外婆家去避難。生活當然更加困苦，在沒有學校、沒有教師的困難條件下，母親也未放鬆我們的學習。她親自教我們讀書，教材是在逃難時隨身帶著的部分舊書，如《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活葉文選》及其他小說和父親的作品與新編雜誌等，並要求我們每讀一篇就要能背誦出來。” 鬱達夫小說裏的主人公一般有三種：留學生、編輯、作家。鬱達夫小說的主題差不多都一樣，主人公都喜歡描寫自身的所謂的罪或惡，特別是他們和女人在一起之後，尤其是和妓女在一起。他們覺得他們和妓女做愛之後，就犯下了巨大的罪惡。但無論他們犯了什麼罪，都沒有停止，還是繼續做。所以小說主人公不會發生什麼變化。到了1935年前後，鬱達夫的寫作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之後的作品中我們找不到那些還喜歡繼續折磨自己的主人公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1935年之後的鬱達夫基本上沒寫過小說，反而寫了很多散文和雜文，好像都和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那麼再說，好的作品常常是非常複雜的，如果不複雜的話，沒有意思。好的作家，也是非常複雜的，因為他們的作品可以代表四種不同的聲音，這包括：真正的作家、作品裏的作家、敘述者，還有主人公。如果他們四個聲音都不同的話，我們大概可以說這樣的作品肯定屬於現代文學，因為現代文學的一個特點就是ambivalence（矛盾心態），就是指不太清楚這個作家原來想說什麼，不太清楚這個主人公原來是什麼人。我說過，如果我們能夠清楚地分辨主人公是善的，或是不善的話，就太無聊了。現代文學不可能還會有什麼善的或是不善的主人公了，這是不可能的。《阿Q正傳》裏的阿Q是好人還是壞人，無所謂，因為他是有意思的人，所以我們才願意去讀。
鬱達夫小說裏的主人公，是好的還是壞的，這並不重要，但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們可以通過他們學到現代性給人帶來什麼，也許給人帶來困惑，也許將人帶去paradise（天堂）。
今天是本學期的最後一次課。我希望通過十餘次的演講，真正能夠拓寬你們對某些漢學研究主題的視野，我想這是你們的老師李博士最願意看到的。同時我也真誠地感謝同學們一學期來對我的課的支持。我們下學期見。
高延並不是當時第一位批評荷蘭的荷蘭人，有位叫穆爾塔圖裏（原名愛德華·道維斯·戴克爾）的作家，就曾批判荷蘭的殖民政治，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揭露了荷蘭政府在荷屬東印度實行的殖民政策對當地人民造成的貧困。高延不僅懂閩南語，還懂馬來語，還會用馬來文描寫當地的風俗、老百姓等。曾經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翻譯，高延遊曆過很多東亞和東南亞的地區，後來在萊比錫大學（Universitt Leipzig）獲得了博士學位。我曾經說過，萊比錫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歐洲最重要的漢學中心之一。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和民主德國的關係不好，再加上民主德國的大學按照蘇聯模式整合，漢學係調整到了柏林，直到德國統一之後那裏的漢學才得到恢複，所以現在是德語國家漢學重鎮之一。
1885年高延去了廈門，1887年回國。1889年再次前往廈門，在那裏他開始做自己的研究工作，隻要是與宗教相關的東西他都會保存下來。現在有兩家博物館保留了他的收藏：一家在萊比錫（Leipzig），另一家在裏昂（Lyon）。你們或許會知道裏昂這個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很多中共的領導人和進步人士去那裏學習法語，如鄧小平（1904—1997）、周恩來（1898—1976）、巴金（1904—2005）等人都去過那裏。此外，高延在柏林留下了很多他當時未發表的日記，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所以要是研究19世紀中國的風俗的話，應該去柏林，去裏昂，去萊比錫。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會如此仔細地收集、報道當時那麼多的東西。高延第二次去廈門的時候，不僅僅是收集資料，還幫助中國人去馬來。他同情那些人，當時的中國人要想去馬來的話需要在新加坡中轉，在新加坡有broker（經紀人），這些經紀人從中牟利。高延則幫助中國人乘坐德國船隻從福建直接到達馬來，這樣做也招致了荷蘭當局對他的不滿。如果坐荷蘭人的船隻而不是德國人船隻的話，荷蘭人會有更為可觀的收益。當時離開中國的人非常多，1889年有大約兩萬人，1880年有大約三萬人，1881年有將近八萬人，你們可以思考一下當時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要去馬來。另外有意思的是，由於中國人勤勞能幹，他們不隻去印尼、馬來，也去其他地方工作，因此很多人離開中國。除了荷蘭殖民地，英、法、美等國的殖民地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很多中國人被帶到拉美等遙遠的地方。如果拉美的某處沒有足夠的勞動力的話，他們會從馬來逮捕中國人強行送往。高延發現，很多地方都需要中國的勞動力，也因此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