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2011年對北京外國語大學來講是不平常的一年，因為從這一年的9月起，我們聘請顧彬教授為北外的特聘教授，聘期為五年。也就是說，在未來的五年之中，顧彬教授會在北外的校園裏跟我們的老師和學生一起度過愉快的時光。
同年3月份的時候，時任北外校長的陳雨露教授有一次找到我，問我是否可以為北外引進一兩位國際知名的教授。我當時就想到了2月份剛剛在波恩大學榮休的我以前的博士導師——顧彬教授。經過幾次跟顧彬教授和師母張穗子女士的磋商後，他們基本上同意了來北京外國語大學工作五年的安排。7月份顧彬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參加暑期班的講授時，專門到了北外，與副校長金莉教授簽署了合同文件。此事辦成之後，我告訴了陳校長，他也倍感欣慰。
2011—2012學年的秋季學期，顧彬教授開了兩門課：“漢學研究新視野”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前者主要講授目前在西方漢學界所出版的新書中所涉及的新譯本、新材料、新觀點等，後者則對中國與歐洲交流的曆史加以梳理，目的也是為了今天我們更好地了解和接受對方。
“漢學研究新視野”一共講了十一次課，內容涉及中西在文史哲很多方麵的不同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顧彬教授在介紹這些書的時候並不是平均用力，他對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會多加以介紹，而他不感興趣的部分，則一筆帶過，這其實也是他做學問的特點。幾個比較集中的主題，包括“憂鬱”、“死亡”等他多次談到過，而有關“笑”、“身體”等他談得則不多。顧彬教授常常說，他不喜歡重複，即便是同一個題目，如果再次講的話，他也會有一些新材料，或者從另外的一個可能角度去加以分析。我想這點大家可以從本書中清楚地看到。
在演講中，顧彬教授拒絕隻講理論或道理，他最喜歡的是講實際的例子以及對作品的分析。由於意識形態等原因作祟，國外漢學界常常會忽略中國文化的深層問題，在譯介中國文學作品時，很少真正根據作品的審美和藝術標準去選擇，而更多地是根據作者的政治立場來做取舍。因此，在很多一般的西方讀者眼中，中國的文學作品隻能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和民族寓言加以解讀，他們所肯定的是這些文藝作品的外部的非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我認為顧彬教授的重要性在於，他一直努力通過中國文學作品的實例分析，向西方讀者證明中國文化本身所固有的與西方文化不同的精神和美學的意蘊，讓他們逐漸去理解中國固有的宇宙、自然和人的觀念所具有的詩學性質，從而改變中國文化在那裏的陌生性和被誤解的氛圍。近年來他的一係列的德文出版物都證明他在這一方麵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此外，顧彬教授漢學研究的目的並非僅僅讓國外更好地認識中國文化，或者說讓西方人以他者為手段更好地來了解自己：“……這裏，放著一把既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又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人的鑰匙。”他的目的顯然是要在迂回的道路上更好地了解陌生者和自我！歐洲通過中國，中國通過歐洲！因此，盡管顧彬教授的問題意識來自西方，但是他的努力卻是雙向的：他已經習慣於在不同時代、不同世界中往返。作為漢學家的顧彬教授由於距離感而認識中國，並且透過此更為深刻地認識自己，透過他的著作，中國人也可以反觀到更深層次的對自我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