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驢
驢是中國大陸上十分重要的馱載牲畜和行路人的坐騎，數量巨大，分布極其廣泛。從東北平原到西南高原，到處可以見到騎著毛驢趕路的老人和婦女，到處可以見到馱著貨物的、拉著小車的驢。驢在中國民間，作用比馬、駱駝都大，十分受人歡迎。
由於負重的能力有差異，人們曆來把馬看得比驢重要得多，千裏馬和蹇驢成為對人的才幹不同的比喻。事實上，春秋戰國時期隻有貴族才可以乘坐高大華麗的馬車，平民百姓隻能乘坐牛車和騎毛驢行路。在廣大農村，驢的使用更為普遍，驢在陸路交通中的作用和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5)牛、犛牛和狗、馴鹿
牛是人類最早馴養的一種家畜，在我國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就曾發現牛的骨骸。用牛來馱運貨物和騎乘，至遲在西周時期就有記錄。商代的甲骨文中多次發現以牛為祭牲的記載。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常見把馬和牛同時賞賜給功臣的記錄，則可說明馬與牛都是可以騎乘、駕車的。《前漢書·刑法誌》載，西周時“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幹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這是講當時的地方軍備情況，兵車以馬為禦，用之征戰，牛車則是運輸糧食貨物的。
因為牛車的速度比不上馬車，所以牛車極少用於作戰和長途跋涉。牛作為坐騎，當不會比駕車的年代晚多少。
陝西鳳翔八旗屯的秦國墓葬中，曾出土陶製牛車模型兩件。這兩件牛車分為一牡一牝駕車，兩車的車輪形製大小相同，牛與車輪為泥質灰陶燒製，它們之間有車轅、軸、輿等部件的木質朽痕，且車轅明顯為兩根，與殷周以來的單轅車相比，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漢代以後，牛作為駕車和騎乘的工具，文獻和考古發現己十分清楚，資料很多。
犛牛，是西部高原地區特有的牲畜，主要分布在西藏高原及青海、四川西部和雲南西北部地區。犛牛因為能在高原雪山上長途馱運，被稱為“高原之舟”，可與“沙漠之舟”的駱駝媲美。
西藏地區的古代運輸主要靠犛牛。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藏北高原地麵開闊，平緩的丘陵間夾著許多盆地。南部邊境為高峻的喜馬拉雅山地，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山地以南，雅魯藏布江及其支流沿岸的河穀平原統稱藏南穀地。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人煙稀少，交通十分困難，運輸全靠人力肩背和牲畜馱運。從首府拉薩到四川雅安，犛牛運輸一年隻能往返一次，由此可見古代交通是極其艱辛的。
狗和馴鹿，是中國東北地區少數民族喜歡利用的工具，一般是在冬季用來拖曳在冰雪上行進的爬犁。
爬犁，是北方民族在冬季使用的交通工具。因為是在冰雪上滑行，極少阻力，所以不需要用很大的牽引力就可以前進。狗的力量足以拖曳爬犁，馴鹿就更加綽綽有餘了。
元明時期，黑龍江下遊一帶的驛站有所謂“狗站”，計24處。這些狗站中飼養的狗不像西晉時期文學家陸機所養的狗那樣，以狗送信，而是用來駕爬犁送驛使，傳達官方文件或書信的。
用狗或馴鹿為交通工具的情況，至今仍存在。
2．車輛
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人類在交通運輸工具方麵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利用馴養的動物作運載工具，是比較簡單的方法。機械工具的發明和車輛的製作，成為人類交通運輸中的一個重要裏程碑。人們自從發明了車輪、車軸和車廂，就在動力和速度上不斷改進車輛的部件和整體結構。從夏商王朝直至現代，各種車輛相繼出現，對於車的改進創造從來沒有停止過。
古代學者普遍認為，車是在夏後氏時代由奚仲發明的。
《墨子·非儒篇》、《荀子·解蔽篇》、《呂氏春秋·審分覽》等都說是奚仲造車。《左傳》定公元年(前509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山海經·海內經》：“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後兩本書的記載和《墨子》等書略有不同，但對夏代已經發明了車，以及車和奚仲有密切的關係，古典文獻的記載都是相同的。《後漢書·輿服誌》對此作了總結：“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複為知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
這是指最初車輛出現的狀況，可能還是以人力驅動的；“後世聖人觀於天，視鬥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乃曲其輔，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這是指夏代根據星移鬥轉的現象，發明了有轅有軛的獸力車的情況，隨著製造技術的進步和完善，“群工致巧”，車的種類也越來越多了。
夏代的車是什麼樣子，目前還沒有考古發現可資證明。商代的車輛則有大量發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