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思想大體經曆了“三變”最初泛濫於詞章，繼之尊朱熹說循序格物，後又出入於佛老之學，最終崇奉心學，“三變”而始入門。入門以後，又經“三變”而達到成熟：自居貴州龍場驛，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而提出“知行合一”之說；到南昌倡導“致良知”之教；再到紹興從事講學授徒，其學說日臻成熟。明代中期，程朱理學仍然是官方哲學，王守仁在青年時代曾信奉朱熹的哲學。但是，由於他遭受貶謫，有機會接觸下層社會，對程朱理學的弊病有深刻的認識。當時朱熹等理學家注釋的《凰書》《五經》，成了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一般讀書人都得背誦，以此獲取高官厚祿。至於理學家們身體力行的道德修養，由於其方法的繁瑣和陳腐，逐漸被人們拋到腦後去了。從而形成了空談性理而道德淪喪和腐敗的學風，並由此而影響到社會風氣的頹廢與敗壞，促使明王朝的統治麵臨嚴重的危機。這才使王守仁拋棄程朱理學而向陸九淵的心學靠攏，並大大的發展了陸的心學。據王守仁自己在《傳習錄》中說，這一轉變是他一連格了七天的竹子，大病一場後開始的。他認識到天下根本沒有可格之物，而要從內心去尋求解決現實社會的種種矛盾的辦法。他認為，隻要通過內心的道德修養和教育的手段，就能體認“天理”，達到“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目的。即實現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要求，使社會上尖銳的矛盾得到緩和，從而挽救明王朝統治的危機，這就是王守仁心學思想體係的實質。
王守仁繼承了陸九淵“心即理”的本體論。
王守仁認為，“心”與“性”“命”是同一的，即都是道的體現。王守仁“致良知”的認識論，來源於《孟子》的“良知”
與《大學》的“致知”。他把這兩者加以改造就成了“致良知”的學說。“致良知”標誌其心學哲學邏輯結構的完成。
所謂“良知”，孟子指的是一種不經後天學習的先驗是非標準和道德規範。王守仁則將“良知”
作為融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和道德論為一的範疇。他認為“良知”為“心”之本體，它處在虛靈明覺和恒照的狀態。因此，作為脫離了具體“身心”特征的“良知”(“心”)，便是脫離具體“器”的“道”。另外，“良知”能生天生地，這即是他的萬物生成論。“知行合一”的提法，為王守仁所首創。
王守仁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說是有其內在聯係的。其中的“心即理”是三說的理論基礎。由於程朱“道學”成為儒家正統而被朝廷所承認，並嚴格排斥道學以外的學說，不僅助長了文化專製主義，而且程朱道學也完全成為士家子弟們獵取功名利祿的工具，日趨僵化。
在這種情況下，王學產生。王守仁之學主要是為了挽救明王朝的社會危機，以及由於朱學的僵化而造成的社會政治、思想的弊端，也是為“破心中賊”
服務的。
王守仁“心學”的出現，貢獻之一是對人的價值的日益自覺的反映。從漢至宋，在董仲舒和朱熹的哲學邏輯結構中，其最高範疇是“天命、天理”“理”，個人是完全消極被動的，人被取消了獨立存在的價值。王守仁把“吾心良知”作為最高範疇，取“天理”“天”而代之，無疑突破了“天理”的一統局麵。作為普遍的人性，“吾心良知”則是“聖人”，與“愚夫愚婦”同一的，從而打破了人性的品級的區別等級的劃分。主張在“良知”麵前人人平等，客觀上提高了愚夫愚婦的人格地位，這顯然是對封建倫理綱常的違背。這雖與王守仁的初衷相背，但客觀事實卻無可辯駁地表明，王守仁心學的出現是宋明理學的破壞或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