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繼承了唯物主義哲學的傳統，主要是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唯物主義哲學。而對明清之際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夫之等人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他在儒學發展史上有著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1.生平與著作。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河南儀封人。他“幼有文名”，是明代文學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弘治十五年中進士，正德初年受到劉瑾迫害，遭到貶謫。後曾任禦史、南京兵部尚書、左都禦史，晚年罷歸家居。王廷相博學多識，對天文學、音律學都有頗深研究，對農學、生物學等也十分關心。其主要著作有《王氏家藏集》
60卷，哲學著作有《慎言》《雅跡》《答薛君采論性書》《橫渠理氣辯》與《答天問》等。
“氣本論”的本體論。王廷相繼承了張載“太虛即氣”的本體論。他認為，宇宙是由“元氣”構成的，元氣之外沒有精神實體的“道”或“理”作為宇宙的主宰。他對太虛與氣作了唯物主義解釋。認為太虛就是太空，其中原本就充滿元氣，因為看不見形狀，所以叫“太虛”。氣雖然看不見形狀，但卻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它充滿著宇宙，不知是從何時產生，當然也就不知何時消滅，不知從哪裏來的，也不知到哪裏去。王廷相本體論的特點是區分了“氣本”與“氣化”，因此才叫“氣本”論的本體論。可見，“氣本”就是指“氣”為生成宇宙的根本，也就是說，物質實體的氣是宇宙的本體。王廷相把氣聚散的運動變化過程叫做“氣化”。“氣化”的觀點唯心主義哲學家也能利用。朱熹就把張載的唯物主義的“氣化”思想加以改造，而容納到他“理本氣末”的客觀唯心主義體係中去。他承認氣有運動變化的形象，但是他所說的“氣”，是由精神實體“理”產生的。因此隻承認“氣化”，並不是唯物主義的關鍵，隻有承認氣是宇宙的本體，才真正站穩了唯物主義的立場。
王廷相進而對“理”與“氣”的關係作明確的論述。理存在氣中，並非理能產生氣，這是對朱熹“有理才產生氣”的批判。
3.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王廷相的認識論重視感性認識，認先這是理性認識的基礎，沒有它，就是聖哲也不可能獲得知識。因此克服了張載的認識論“德性之知不萌於見聞”的缺陷，也反對了王守仁的良知說。同時王廷相認識到感性認識的局限性。
對於感性認識要善於運用，克服其片麵性，要使之上升為理性認識。他認為，隻有將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結合，才能產生正確的認識。事物的存在是以親眼所見來證實的，隻相信道聽途說就會受蒙蔽。認識事物精微的內在聯係要靠用心思考，隻憑記憶問答就很粗略。要掌握事物訣竅的奧秘，就要親自實行，隻是空口說說所得就很膚淺。這裏包含了認識的“見”“思”“行”三個環節，前兩個環節是“知”，三個環節是密切聯係的。它反映。了王廷相對知行關係的認識，他明確提出了“知行兼舉”；隻有做到“知行兼舉”，才有最完美的認識。這是對朱熹的“知先行後”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批評，對王夫之的知行觀有直接的影響。當然王廷相所說的“行”還隻是踐履，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實踐”不完全相同。他把認識停留在“知行兼舉”的地步，還是不夠的。
4.隻有“氣質之性”的人性論。與理學對人性的代表性看法不同的是，王廷相反對把性看成與氣相獨立的理，而把性看成由氣所決定的屬性。他認為，性是由氣質所決定的，氣質清明的人性善，氣質渾濁的人性惡，這就叫做“性出乎氣”或“性出乎氣質”。因此，不受氣質影響的性是沒有的。這個觀點蘊含著人隻有氣質之性，而無脫離氣不受影響的本然之性。所以他說，區分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是儒者的一種迷惑。他強調性是“氣之生理”，就是強調性隻是一定氣質的性，而不是脫離氣質的東西。
根據上述，王廷相自然地認為性有善惡，所謂性“一本之道”，就是說不僅善是性所本有，惡也是性所本有。他反對僅以理言性，反對僅以善言性，也反對離氣而論本然之性。性決定於形氣的清濁昏明。
與道相合的性為善，與道相乖的性則為惡。而人的氣稟受的性不是不可以改變的。人性之後帶來的氣稟之性隻是性之“始”，性還可以不斷地發展，因為氣質可以變化，所以人要用道來約束性的不善的方麵，以性的善的方麵主導地變化氣質。王廷相一反宋儒“梏於性善之說”“守仲尼之舊”，他的人性論是氣學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在這一點上，他使得氣學體係中人性論立場得到了澄清和表現。明朝中後期的思想家受此種氣學及以氣論性的思想影響很大。
作為一位具有科學精神的儒學家，王廷相的儒學思想體係有向實學發展的邏輯的必然。在某種意義上，他的哲學正是為同時代科學技術發展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論證，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