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坎坷的一生。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南明覆亡後，他曾鼎力抗清，隱匿轉徙於湘西山區，最後歸老於衡陽的石船山，潛心著述，罕為世人所知。晚近以來；考論清代儒學者稱他為船山先生，並將其與顧炎武，黃宗羲並提為清初三大儒。
王夫之出身於一個業已敗落的地主家庭。明亡後，各地抗清風湧雲起，王夫之也於1646年在衡陽舉兵。兵敗，開始著書立說，總結明亡的教訓，營建自己的思想體係。早期的著述或係統闡發樸素辯證思想，或揭破宋明理學與佛學的理論淵源，或再現永曆政權十五年的興亡。康熙初，吳三桂兵變雲南，以圖複明，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與王夫之心中的複明幻夢產生共振，使他再次陷入彷徨之中，但隨著吳與清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王夫之終於最後選擇了著述終老的道路。晚年的王夫之，深居簡出，專意著述，寫下了數十種極具學術價值的作品。諸如《莊子通》《讀通鑒論》《宋論》
等，無一不是他關於哲學、政治、史學等的不朽之作。
2.博大的學術體係。在清初諸儒中。王夫之學術體係縝密，最為博大。經學上，在諸經疏解、考異，多達二十三種，166卷，在史學、哲學、文學等方麵都有建樹。王夫之為學之始，以父兄為師，受鄉裏先輩學風影響甚深。除大儒伍定相之學，尚有陽明後學和東林後學高世泰。在激烈動蕩的社會現實的洗禮中，他以為學習並不礙思考，愈廣博則思考愈深刻；而思考對學習是有好處的，因為思想有疑慮則學習會更勤奮。由此為出發點，他通過對傳統學術的批判繼承，終於衝決了朱、王學的束縛，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王充的《論衡》以“疾虛妄”(痛恨虛假、荒誕不經)的不妥協態度全麵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謬說。王夫之繼承了這種批判精神，並使之成為他清理宋明學術以及傳統儒學的思想武器。王夫之直斥王學為“新學邪說”，采取了否定態度。
但他並沒步東林舊轍，走由王返朱的道路。在他看來，唯有張載之學可取。張載的《正蒙》是理學形！
成時期一部獨樹一幟的重要著述，由於書中以“唯氣論”與二程唱反調，素不為正統理學家所接受。
王夫之一反傳統，著《張子正蒙注》一書，並以自己畢生的學術實踐，將張載的學說加以完善和發展，形成了以完整的元氣本體論、“變化日新”的辯證思維和“理氣合一”的曆史觀為核心的思想體係。而王夫之提出的“實有”範疇，大大地豐富了張載的“唯氣論”，把中國古代思想家進步的宇宙觀推向一個新的層次。從而成為近代實證科學的先導，他所運用的“變化日新”的辯證思維糾正了張載關於物質運動形式的形而上學，對晚清勃興的近代思維，同樣地起了不可忽視的啟蒙作用。因此，後世學者稱王夫之發展了古代樸素唯物主義，並把它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此外，作為一個傑出的思想家，王夫之還善於博采眾長，包括對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佛老異說的批判繼承，從而豐富自己的辯證思維。自從漢代“獨尊儒術”以來，儒學成為思想、文化的正統，與之同樣源遠流長的道家、道教思想和中國化的佛學，則漸成異端。傳統的辟佛斥老的偏見根深蒂固，迄於清初絲毫未改。王夫之以“辟佛老而正人心”(正，端正)為己任，但在具體做法上卻與張載有別。《老子衍》《莊子解》《莊子通》都是他潛心研究的心血之作。他吸取佛學關於，“能”
(主觀)與“所”(客觀)的認識範疇，提出“能必副其所”(主觀必依據客觀)的正確命題，豐富了自己的認識論。
與顧炎武、黃宗羲一樣，王夫之的為學也是經世致用。他曾說過，“寫史的人記載繁多，但經世的大計卻不寫下來，後人想要獲得前人的經驗教訓卻不能，這樣的曆史有什麼用呢？”
(《讀通鑒論》)王夫之博大學術體係的形成，正是這種把傳統同現實結合風格的體現，而他對同時代的方以智學風的讚許，則是將傳統與現實相結合的向前看，其意義顯然非繼承本身所能比擬。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號曼公，安徽柯城人，早年受西學影響，鑽研自然科學，並把它同中國傳統的考據學相結合，撰成著名的《通雅》和《物理小識》。王夫之敏銳地看到“博學積久，待征乃決”(指學以致用，方以智《通雅》卷首《凡例》)學風的可貴，加以充分的肯定。這樣的評價也是從方法論上對宋明理學的大膽否定。它與顧炎武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倡導，李頤融理學於傳統儒學的努力不謀而合，同樣是清初務實學風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但由於他的歸隱，以及自身沒有能夠逾越傳統儒學的藩籬，以致不能在當時學術界激起強烈反響。而後起的乾嘉學者，從他的學術中所依稀看到的，隻是強調“聞見之征”的考據之學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