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世紀考據學概說。到了18世紀的清代，儒學以考據學的麵目出現，並發展到鼎盛。因為此時正值乾隆、嘉慶年間，所以考據學又稱乾嘉學派或乾嘉樸學。考據學是區別於“宋學”而言的。
“宋學”特別是其中的理學，著重於義理，而考據學內容包括音韻、文字、訓詁、校勘等。考據學的功績不可一概抹煞，它以其謹慎的治學方法和由經學的整理進而擴及一般文獻的整理，其中對古代製度和音韻訓詁的考訂為後世所稱道，在儒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考據學習慣上分為吳皖兩派，吳派以惠棟為首，皖派以徽州戴震為首。兩派各有側重，前者著重在複原漢《易》，後者則重在名物典章製度的考證。總的說來，兩派的研究方法共同之處居多。作為研究古代學術史的一種方法而言，又稱為“漢學”，它以複興“漢學”為己任，認為研究經學要先考證文字的意義，然後才是文章本身。考據學最樸實之處是音韻學的研究，戴震在論《爾雅》時，曾講到音韻之重要並論及六書源流，從自然演進上說明文字的進化，頗有其獨到的見解。
由於考據學派中以戴震對後世的影響更甚於惠棟，而且他的學問比較全麵，更能代表考據學派。
因此僅以戴震為例，以便對考據學派有個大致的了解。
2.反理學的思想家和考據學家戴震。戴震(1723～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少年曾從師於經學大師江永(婺源人，精於算學、音韻。對程朱理學頗有研究)，壯年時來往於南北各省，著述甚多，備受當時學者推崇。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四庫全書館，他被召為纂修，賜同進士出身，入翰林院任職。四年之後逝世，享年五十五歲。主要著作有《孟子字義疏證》等。
十七、十八世紀是個反理學的時期，當時思想家大都鄙棄談心說性的理學，這就形成了樸學時代。戴震在考據學最盛之時，對程朱理學的批判較為徹底，他認為，理學的病根在於不肯拋棄談心說性，而尊崇理(主觀)，拋棄氣(客觀)，又保留理而拋棄欲。在批判程朱的“道器”“理氣”二元論中，他認為“氣化”是物質存在的原始狀態，沒有具體形狀，不易被察覺，故《易經》稱之為形而上的“道”。物質內部陰陽二氣相互排斥又相互聯係，而形成運動變易的過程就叫做“道”。所以陰陽五行才是道的實體。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五種物質中都含有陰陽的對立，而每一種物質又都是陰陽二氣的統一體。所以離開了矛盾而又統一的物質實體，就沒有道的存在。這有力地論證了世界的統一性在於它的物質性，同時也肯定了“道”的自然性，否定了“道”的超物質性和精神主宰的性質。
戴震在反理學的過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學說，他認為理是事物的條理，理在情中，而不在人心之中。人心隻有血氣心知，而心知隻是可以求理的宮能。用心知去求事情的條理，剖析區分至於無差失，那就是理。由此戴震駁斥了理學的無欲論，這種人生觀把一切欲望都看作違反天理，故要去欲、無欲。戴震把他的學說建立在正視人欲的基礎上，這不能不算是對理學的最大挑戰。戴震的人性論和倫理學說就是本著尊重理性和人性的精神，給程朱“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學說以致命的打擊。
就戴震考據學的功績而論，他側重名物典章製度的考證，目的在於探討社會治亂的根源。他認為由於訓詁可得典章製度的曆史意義，並由此可以聞道。在語言學、訓詁學、校勘學、文獻學、曆算學等方麵頗有建樹。戴震在反理學的過程中樹立起考據學風，從字義、音韻方麵重新審視兩千年來儒學所依憑的經學典籍，這對儒學的發展，無疑是一個推動。考據學派所做的工作，也許顯得繁瑣，但它的意義卻遠遠超過了繁瑣的表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