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可謂博大精深，其思想倫理深深影響了一代代國人，其理論精華已經融入國人的血液中，成為國人的忠實信仰和精神支撐。所以，對於儒學的未來發展，基本上是樂觀的。當然，要獲得這種發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學有一種開放的精神，既要繼續吸收和融會本國各學派的精華，更要積極吸收和融會西方文化的精華，同時還要對儒學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題等，“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現代社會精神的新詮釋。儒學現代發展仍然是可能和必要的。
對於當前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學者們為推進儒學的現代發展，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努力著。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學者們提出的“三統並建”的說法。牟宗三先生提出的在1948年《重振鵝湖書院緣起》一文中說：“自孔、孟、荀至董仲舒，為儒學第一期，宋明儒為第二期，今則進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應為‘三統並建’，即重開生命的學問以光大道統，完成民主政體建國以繼續政統，開出科學知識以建立學統。”以後，在１９５８年由牟宗三、張君勱、唐君毅、徐複觀四人聯合署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也再次強調要發展儒家的“心性之學”，並“要使中國人不僅由其心性之學，以自覺其自我之為一‘道德實踐的主體’，同時當求在政治上，能自覺為一‘政治的主體’，在自然界、知識界成為‘認識的主體’及‘實用技術的活動之主體’。”這也就是當代新儒家所謂的，儒家的當前使命主要是要從“內聖外王”之學中開出“外王事功”這一麵的具體內容。
賀麟先生四十年代談及“建設新儒家”和“儒家思想的新開展”時，曾特別指出：“我們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學，也無須科學化儒家思想。”需要說明的是，賀麟先生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不要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研究儒家思想，而是反對當時有些人簡單比附儒學與自然科學的做法。如他說：“因科學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則為目的，有其獨立的領域……一個科學家在精神生活方麵，也許信仰基督教，也許皈依佛法，也許尊崇孔孟，但他所發明的科學，乃屬於獨立的公共的科學範圍，無所謂基督教化的科學，或儒化、佛化的科學。反之，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導人生、提高精神生活、發揚道德價值的特殊效準和獨立領域，亦無須求其科學化。換言之，即無須附會科學原則以發揮儒家思想。”對於現代儒學的發展取向，既不必要把儒學與自然科學生拉硬扯在一起，而從曆史的進化著眼，更不應當再用儒學一統天下的思維模式去考慮問題，把儒學與“繼續政統”聯係在一起。
儒學中的許多思維方法，對克服西方實證科學思維方法中的某些片麵性是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的；同樣，儒學中許多政治理想、治國原則，官僚人格等理論對改善目前的政治製度和環境等也是甚有裨益的。但是，對於儒家思想的繼承和新的闡發，完全是憑借其學理上的深刻性和說服力去影響社會的，是與其他中西各家學說的一種自由、平等的競爭。當代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學者們彙通中西文化，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精神，努力以現代精神詮釋儒家思想理論，使之適應現代社會，是儒家文化發展的一大特點。
所以，有鑒於曆史的經驗教訓和時代的進步趨勢，當代新儒家提出把開“新外王”“新內聖”之學似乎更為社會所需要，並且具有廣闊而深遠的發展前景。這裏所謂的“內聖”之學，主要是儒學中那些有關指導人生修養、提高精神生活、發揚道德價值、協調群己權界、整合天（自然）人關係等學說。我們如果能密切結合時代的問題和精神，把儒家這些學說中所蘊含的現代意義充分闡發出來，則必將大有益於當今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並獲得其相應的種種事功（這也可稱之為“外王”）。而古老的儒學，也將由此萌生出新的意義和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