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惠琴
（浙江工業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杭州310014）
摘要現代科學學派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內部人才的乘數效應是否得到有效地發揮。它主要體現在不同創新個體知識背景、研究方式的疊加、不同年齡段創新個體的代代累加、自主性創新的集群倍增等四個方麵。我們可以通過提供製度保障、優化組織結構、培育學派內部文化環境等措施，來保證這一效應的良好發揮。
關鍵詞科學學派人才乘數效應
科學學派，尤其是現代科學學派以其獨特的集團研究模式及其令人心悅誠服的巨大成功，閃爍著誘人的光芒，吸引了無數探索真理、獻身科學的赤子，多少人或曆盡千辛萬苦躋身其中，或懷著一顆虔誠之心不遠萬裏去聆聽教誨、拜結同仁，無怪乎，在當年科學界裏流傳著這樣一個響亮的口號：“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如今，科學學派已成為各國科學家競相效仿的研究模式。
所謂科學學派，就是指科學界中原本處於分散狀態的科學家個體出於對某一理論範式的共同信奉，而圍繞少數科學權威所形成的科學共同體。它是科學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是科學社會中科學家的創造性聯合。但是，作為一種科學社會組織形式，科學學派何以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通過對不同科學學派的研究，筆者認為，科學學派主要還是一個人才的係統，各種人才之間，專業既完備、又綜合，因而是一個科學的自組織係統。這個係統往往擁有一個科學上的“帥才”人物作為該係統決策者和學術帶頭人，像古代的墨翟和畢達哥拉斯；近代的牛頓和李比希；還有現代的波爾和馮·卡門等等。這些人物，既有高深的科學素養，又富於科學的組織才能。在他們的周圍，往往雲集一大批有才華的學者，為著一個共同的科學理想而奮鬥。像以哥本哈根精神為旗幟的波爾量子論學派，就聚集了當時全世界最有才華的年青物理學家，在1922—1932年間，這個學派先後有10個人榮獲諾貝爾獎金。在這些以創新為主導的共同體內，科學家們通過相互啟發、合作，緊密聯係在一起，其結果，個人做出主要貢獻或單一貢獻越來越少，群體的科研成果卻往往會成倍增加，顯現出人才的乘數效應。所以，可以這麼說，科學學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內部人才的乘數效應。
乘數概念是英國經濟學家卡恩於1931年在《國內投資和失業的關係》一文中首先提出來的，後來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利用這一概念提出了投資乘數理論。凱恩斯認為，由於各經濟部門相互關聯，故在某一部門注入投資不僅會增加本部門的收入，而且會在相關部門中引起連鎖反應，使其他部門也增加收入，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成倍增長，這種具有因果關係的擴展效應還出現在財政支出、對外貿易、信貸等領域，由此產生的經濟結果相應地稱為財政支出乘數效應、貿易乘數效應和貨幣乘數效應。然而現在發現，這種在經濟領域中普遍存在的乘數效應同樣存在於科學學派內，而且是科學學派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毋庸置疑，在科學學派中所體現的人才乘數效應與經濟領域的物質資本乘數效應是有顯著區別的，而且它們賴以體現的方式也不同。那麼，在科學學派中人才的乘數效應是如何得以體現的呢？主要通過以下三種途徑：
1.不同創新個體知識背景、研究方式的疊加
科學研究是一項探索性的實踐活動，其對象是極其複雜的客觀世界，認識和把握要受到科學家的知識結構、文化背景、認識角度、研究方法的影響，並導致認識過程中形成不同觀點、不同研究綱領。而通過學派內各個不同創新個體進行多學科間的知識、方法、思想的碰撞、滲透和互補，可從不同角度、途徑、立場，去尋求解決問題的優化方案，最終得出全麵綜合的結論。如DNA雙螺旋結構模型，就是將“信息學派、生物化學學派和結構學派”有關研究成果統一起來，實現了從不同學科概念、方法出發，研究生物大分子的遺傳信息複製本質問題的重大科學創新。由於每個科學家都降生在一個特殊的集團裏，他們的思想不可避免要受到不同文化傳統的熏染，從而使科學家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研究方法乃至整個科學觀。如唯一兩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美國科學家巴丁及其小組發明晶體管的過程為此提供了富有說服力的注解。1945年，貝爾電話實驗室成立了以肖克萊、巴丁和布拉頓為核心，並配備有物理學家、化學家以及電子線路專家參加的固體物理小組。在晶體管的試製過程中，肖克萊是提出新思想的創新者，巴丁是運用基本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大師，布拉頓則是善於巧妙地進行各種實驗的能手。在這裏，人才的乘數效應產生於科學家群的學科優勢互補、思維優勢互補、理論知識與實驗技能的優勢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