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所華人同事的一次聚餐上，除屈萬裏外，都是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大家聊天的話題，卻大都是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有一些內容就連屈萬裏也未曾知曉。楊振寧給屈萬裏解釋說，他們在高深縝密的研究之餘，主要是靠讀小說之類的書來鬆弛神經。為此，屈萬裏曾撰文呼籲，政府應多向海外學者，尤其是自然科學的學者們多寄贈一些小說之類的可以放鬆精神的書刊。我想，這也許是二人有更多共同語言的另一個原因吧。
除了日常的交往之外，二人更多的當然還是學術上的交流和互相幫助。1966年春，屈萬裏著手寫一篇介紹高深研究所的文章，楊振寧因為在該所多年，又有特殊身份，借閱資料非常方便，為屈萬裏提供了不少幫助。該年5月，屈萬裏應邀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講學，7月份才能回來。而楊振寧已決定於6月份離開研究所，到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授（楊的年薪是45000美元，超過當時美國所有大學校長的待遇，在美國2000多所大專院校裏，能享受這種待遇的隻有10人，可見楊振寧在美國學術界的地位）。臨行前，楊振寧專門把為屈萬裏搜集的資料轉交給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童世綱，並寫信告知遠在加拿大的屈萬裏。1966年8月，屈萬裏寫成《幽靜的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一文，刊登在台灣《中央日報》上。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們嚴謹的學風和樂於助人的品格。
1995年，屈萬裏哲嗣屈世釗赴台為父親掃墓，從台灣帶回大量屈萬裏遺著、書畫、書信等珍貴資料，其中就有4封楊振寧的親筆信。這4封信都寫於1966年，從3月到11月，大多是探討學術、寄贈資料的內容。其中有一個細節值得品味：按時間順序，楊振寧的落款分別是“後學楊振寧謹上”、“楊振寧”、“弟楊振寧”、“振寧上”。要知道，那個年代，他們這個層次的文人之間的稱謂是非常謹慎和講究的。筆者冒昧揣度一下倆人當時的心理：屈萬裏生於1907年，楊振寧生於1922年，楊比屈小15歲，寫第一封信時，二人還不太熟悉，又因為年齡懸殊較大，所以楊振寧自稱“後學”，並“謹上”。屈萬裏做人向來低調，以他的為人處世，再加之楊振寧的特殊身份，他是斷然不會以長輩和師長自居的。他的回信一定請楊振寧絕不可稱“後學”，或許建議他以兄弟相稱。第二封信，楊振寧如果繼續自稱“後學”，屈萬裏不滿意；如果以“弟”自稱，又覺得不禮貌，左右為難，幹脆隻落姓名，沒有任何稱謂。第三封信，也許是禁不住屈萬裏的一再堅持，加之二人交往的頻繁，才勉強自稱“弟”。第四封信，隻落名不落姓，在加一個“上”字以示尊重。仔細推敲，僅從楊振寧書信的落款的變化就可以看出二人關係從相識、相交到相知、相通的微妙變化。筆者雖然沒有見到屈萬裏給楊振寧的回函，但這種推測也絕非空穴來風。隻不知，楊振寧先生是否還保留著屈萬裏先生的信件？
普林斯頓的氣候和景色與屈萬裏的家鄉山東魚台頗有幾分相似，這也是屈萬裏一生中難得的相對清閑的日子。1966年秋冬之交，眺望著普林斯頓的風光，喚起了他濃濃的思鄉之情，極少作詩的他不禁詩情湧動，寫下了七絕二首。其一曰：
寒花紅樹點秋光，一樣穠華似故鄉；
最愛侵晨林下路，履痕個個印輕霜。
8.3 胡適與普大的不解之緣
1946年，胡適回國擔任北平大學校長；1949年4月，又乘船赴美，住在紐約東八十一街的一所公寓中。第二年，正值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招聘館長，胡適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和利用其圖書進行研究的願望主動前去應聘。由於胡適的知名度、和美國圖書館界的密切聯係、熟悉該館藏書等有利條件，1950年7月1日即被聘為館長。在任職的一年多時間裏，胡適盡心竭力地為該館做了不少工作：與助手一起檢視了全館的藏書，並寫了詳細的報告，分別揭示了這些藏書的價值與功用；督導對這些藏書進行了整理及重新安排；建立了新的遠勝於以前的分類係統，便利了讀者檢索與利於館藏；利用該館的藏書和材料，舉辦了展覽，擴大了影響；還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用於教導和培養工作人員有關的美國專家學者曾專門寫報告讚揚胡適“我覺得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深深地受惠於胡博士”，“他對這個館所作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善本室迄今還掛著胡適的照片；在該館書架上也還存放著當時胡適所贈的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