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傳清末和民國初年江永縣上江圩鄉的每個村莊，都有一批精通女書的才女。每年五月花山廟廟會的前夕，許多婦女請這些女書高手代為書寫女書紙扇巾帕。有些集市上還有女書紙扇巾帕出售。
女書究竟是怎樣產生的？為何獨以在湖南江永縣上江圩鄉及道縣新車鄉周圍方圓不到百裏的範圍內流傳，而且僅為婦女使用呢？這就不得不提舊時江永一帶的婚俗和婦女、少女之間盛行的結拜習俗。
舊時江永一帶的婚俗十分完整地保留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會舊婚俗，少女婚前隻能在閨房中做女紅，不能與異性接觸，婚後三天即返回娘家，直到懷孕生子後才正式居住夫家，但不能下地勞動，隻能在家紡紗織布。這一古老婚俗使得當地婦女和男性隔絕起來，新婚少婦在婚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還能享受少女時光，與同村姑娘唱習女紅，結拜姊妹也就應運而生。姑娘們結識以後若關係融洽，彼此中意，就可以結拜姊妹，一般為七人，稱為“七姊妹”。除了要舉行結拜儀式，結拜姊妹還要不定期書信往來，大多是想念、盼望之詞。結拜姊妹中如果有一人出嫁，另外的人要婚前“歌堂哭嫁”唱女書，並在她結婚後的第三天寫賀信送給她，稱為“三朝書”，這些賀信是由世紀相傳的女書寫成的。
與其他古文字相比，女書有四大獨特之處：一是傳女不傳男，傳承方式為老傳少、母傳女，世代傳襲；二是記錄當地土語並用土語吟詠讀唱；三是字形奇特，呈長菱形；四是人亡書銷，無文物可考。由於女書“人亡書銷”的慣例（人死女書必須殉葬，隻留下極個別珍品饋贈親友）、戰爭中遺失以及“文革”時被大量焚毀，造成清代以前的女書至今未被發現。
“女書”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唯一女性文字，作為一種全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女書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西方女權主義者甚至稱其為“婦女的聖經”。
女書存在的地域性很強與土話的發音有密切的關係，當地域擴大，語音稍有差別時，女書就不複存在了；江永縣上江圩鎮是舊時女書集中流傳的地方，這裏流傳著兩種有關女書創始人的傳說：
一是盤巧造字的傳說。相傳桐口山衝裏以前有一個名叫盤巧的姑娘，她聰明美麗，3歲會唱歌，7歲會繡花，十七八歲時，沒有一樣女紅不精通，尤其喜歡結交姐妹。有一天，盤巧在山上砍柴，被官府的獵隊搶到了道州府。牆高院深，布滿崗哨，盤巧被關在官府內插翅難飛，任憑她眼睛哭腫、嗓子喊啞，始終無濟於事。為了通知家人，盤巧冥思苦想，根據平常與姐妹們織花邊、做鞋樣的圖案，每天造一個字，三年共造出1080個字。她用自己造的字寫成一封長信，藏在一條由她養大的獵狗身上，讓狗帶信給家鄉的親人、姐妹。這條狗很有靈性，它進入村莊後東家進、西家出。終於，一位心細的姑娘發現了獵狗頸下的信，打開一看，卻似天書。她邀集了49個姐妹，想了49天，把信上的字逐一認出來，才知道她的遭遇。親人們趕到了道州府，把盤巧解救了回來。自此，姐妹們用盤巧創造的字編歌，既好認，又好記，代代相傳到如今。
二是皇妃造字的傳說。在女書《玉秀探親書》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傳說永明縣有一位秀外慧中的才女名叫胡玉秀，宋哲宗時被選入皇宮為妃。宮中生活冷清，玉秀遠離親人與姐妹，滿腹憂傷，欲訴無人。於是，她根據家鄉的女紅圖案創造出了一種別人都不認識的文字，把自己的不幸以及對親人的無限思念都用女書寫了下來，然後托人帶回家鄉，並囑咐按傾斜著的方向去辨認，按土話的讀音去理解。後來，人們在江永縣桐口村建了一座“鳴鳳閣”用以紀念傳說中創造女書的皇妃。
這些優美的傳說使女書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麵紗，對於女書的來曆，專家學者眾說紛紜，令女書更為神秘莫測。
女書是女性心靈世界的投影，作者均強烈要求男女平等，極端厭惡鄙視男性所熱衷的功名富貴，作品中主人公都是個性張揚的女強人、女中豪傑，男性均為配角，或小化或醜化。女書有一類是將當地漢字敘事詩翻譯改編成女書敘事詩，如《祝英台》、《王氏女》等；另一類是當地婦女自己創作，如《盧八女》、《楊細細》等。這類作品中有的詠唱美好的少女時光、表達結拜姊妹之間真摯情感，有的則控訴婦女悲慘命運，總的來說均無關乎帝王將相，不理睬仕途經濟，不承擔國計民生，不講究道德文章，帶著單純的美麗與憂愁、快樂和希望，的確有著獨特的韻味。
20世紀60年代，西方一些知識女權主義者狂熱地追求創造女性文字，沒有成功。然而在中國江永，身居偏僻山區的農家婦女，卻用自己的智慧和靈氣創造了“女書”這種人類曆史上隻有女性認識和使用的文字符號體係，以表達她們對男性社會的反抗和提高婦女地位的願望。由於女書流傳範圍極狹窄，能在漫長的社會曆史中、在漢文化的強大壓力下生存，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文化現象！她本身的文學性及藝術性蘊涵著很高的曆史文化價值和美學價值，這是女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所具有的獨特魅力。
6.影響近代中國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不同於巴蜀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等，它是深深紮根於湖南這片人傑地靈的土地上，深深地印上了湖南的區域性特點。文化要受特定的地理環境限製，那麼毫無疑問一種區域性文化的形成總和地理環境有著密切聯係。所以說，湖湘文化“生於斯，長於斯”必定要打上湖南地理環境的烙印。
國學大師錢基博這樣分析湖南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對湖湘文化的影響：
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圍。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疊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淡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誌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必厲己，以開一代學風，蓋地理使之然也。
錢先生的地理分析說是比較符合湖湘文化的特質的，縱覽湖湘文化古今發展變化的脈絡極其豐富內容，通過對其層壘積澱的透視，可以發現它大體上具有如下幾方麵的特征：
一是湖湘文化中蘊藏著一種博采眾家的開放精神與敢為天下先的獨立創新精神。湖湘文化在長期的曆史傳承中，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就在於它具有博采眾家的開放精神。這種文化交融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麵：其一是與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交融。其二是與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交融。其三是與不同學派之間的交融。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先生曾坦言：“承學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於萬派爭流，終歸大海。”楊氏的這種認識和主張，充分表現了湖南文化的開放精神。其四是與外國文化之間的交融。明末清初，大批西方傳教士來華，湖南是比較集中的地方之一。到了近代，曾國藩首倡清政府派遣出洋留學生。對打開國門看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戊戌期間，譚嗣同等人擺脫傳統束縛而大力提倡西學，而民主革命期間的黃興、宋教仁等人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國道路，楊昌濟、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對於湖南新文化運動方向的探索，以及毛澤東等人後來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嚐試等等，都蘊含著博采眾家、廣為交融的開放精神和獨立奮鬥、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
二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識極為強烈。從宋代湖湘學派創立時起，經世致用的學風便已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傳。這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特色，它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強調理論聯係實際，書本知識和實踐知識相結合，尤其注重解決現實中的實際問題。正是這種學術心理與積極麵世的人生價值取向為湖南政治家群體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養料。此也就造就成了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識極為強烈的現象。特別是到了近代，這種現象更加明顯。
三是湖湘文化中的愛國主義傳統尤為突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響愛國主義樂章的是屈原。屈原對文化的影響，甚至跨出了中國，走向了世界。上世紀國外評價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與偉大的莎士比亞、但丁、哥白尼同列。
屈原之後，便是賈誼。此二人雖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們忠君愛國、憂國憂民的動人事跡，以及遭讒被逐的共同遭遇，卻深深地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民。在宋代，特別是在南宋，湖湘文化中的愛國主義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一些湖湘學者運用儒家的“華夷之辯”的理論，堅持抗金、抗原主張，反對妥協投降。二是許多湖湘士人還直接投身到抗金、抗原的第一線。到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的愛國主義精神集中體現在王夫之身上。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早年舉兵抗清，後兵敗返鄉，遁跡鄉裏，陋居山洞，誓不降清。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侵入中國，民族矛盾的急劇上升，湖湘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更加發揚光大。近代湖南士人幾乎都將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當作自己的最大使命。近代湖南士人為了最終達到挽救國家民族威望的目的，注重把抵製外國侵略與學習西方有機結合起來。湖南人不僅最早提出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也最早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在這一方麵，郭嵩燾和曾紀澤是先行者。湖南新政運動中所取得的各項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國政治製度改革的最早嚐試。在學習和宣傳以及實施西方民主共和製度時，湖南人中不僅出現了楊毓麟、陳天華、章士釗等一大批文字宣傳家，而且也出現了為民主共和的實現而浴血奮戰的實幹家，如黃興、宋教仁等。袁世凱複辟帝製，奮起捍衛共和成果、護國討袁的是湖南人蔡鍔。當民主共和被後來的軍閥政客偷梁換柱，僅僅變成一塊空招牌時，毛澤東、蔡和森等一批湖南誌士又乘時而起，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轉而以俄為師，把反帝愛國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結合起來，把愛國主義發展到了嶄新階段，湖南的現代曆史也以此開啟了一個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