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楚文化：湖湘文化的源頭
湖湘文化的曆史悠久，早在青銅器時代，湖湘文化便開始在湖南的土地上生根發芽。
楚文化孕育於夏、商時期，其時也是中原文明澤被兩湖的時期。考古材料證實，湖南受中原文化影響到商代時已經十分明顯。商人的青銅鑄造術在商代中期已傳到湖南北部，商代晚期傳至整個湖南地區。西周時期，在湖南境內仍表現為中原文化與土著文化兩相並存和相互影響的局麵，兩者之間繼續存在著地區性和民族性差異。
完整的楚文化大約形成於戰國中期，它融合了周邊地區的異族文化，特別是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華，加上楚人博采眾長、因時變革的創造，從而形成了具有楚地諸民族特色的新文化，這種文化一經形成，便立即向四周輻射。它向南輻射到兩廣，向東輻射到江西，向西輻射到四川，向北輻射到河南等地，可見楚文化的生命力也是十分強盛的了。
楚文化無疑成為後來湖南文化的源頭。據古文獻記載，湖南原為越人和“蠻”、“濮”等民族居住地。春秋戰國時，隨著楚國的征湘，楚人、巴人等楚國境內的民族便相繼進入湖南，並逐漸成為湖南境內的主體民族。楚人入湘後，一方麵征服和統治著湖南的土著民族，一方麵也推廣了較為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使得湖南地區的農業、林業、牧副業、手工製造業和商業等都有了一定的進步和發展。
楚人入湘後不但給湖南帶來了生產力的發展，也為湖南帶來了新的宗教信仰與神話傳統。比較明顯的反映在屈原楚辭中的《九歌》、《楚辭》、《九章》、《天問》和1942年長沙子彈庫楚墓中出土的帛書，以及各種墓葬習俗的考古資料中。
20世紀40年代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中出土了珍貴的先秦帛書，全書分甲乙兩編，共寫有948字，四周用朱、絳、青三色繪有神物、樹木等圖像和解說詞，它是我國最早用毛筆與彩墨書畫的珍貴圖書資料。它的出土，引起了國內學界的高度重視，數十年來，《長沙戰國繒書》、《論長沙出土之繒書》等有關論文與專著相繼發表。可惜的是，它的原件已流落海外，收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50年代，長沙五裏牌、仰天湖、楊家灣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大批書寫有楚文字的竹簡，為人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字和簡冊製度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中國自古就有蒙恬造筆的傳說，不少學者也依據各種文獻記載，推斷秦以前沒有毛筆。但長沙先秦帛書和竹簡的出土表明早在秦代之前就已有毛筆存在。1954年，長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了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筆。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老的毛筆，被稱為“天下第一筆”。毛筆的產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創造。它首先引來了一場書寫革命，用毛筆蘸上墨汁，就可以把字寫在竹片、絲綢和其他物件上，與以前用刀將字刻在甲骨、銅器上相比，要省力得多。用毛筆寫字，可粗可細，可方可圓，十分靈活，由此推動了字體的演進。毛筆的產生，還引來了一場藝術革命，從此，毛筆成為中國古代繪畫的主要用具，壁畫、帛畫和漆器圖案，幫依憑毛筆繪成。學者們根據長沙出土的第一支毛筆認為：毛筆的創造也許應歸功於楚人，這實在是湖南文化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結論。
秦滅六國後，湖南成為了秦王朝統治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一部分。在民族融合的同時，湖南境內的楚文化與新進入的中原文化融合，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形成新的具有漢文化特色的楚文化。
自古以來，中國文化的根基還是在以河南、陝西為核心的中原地區，作為“蠻夷”之地的湖南並沒有在根本上左右中國文化的發展，在當時中原人的眼裏，湖南當時還是一個未完全漢化的地方。中唐人張謂撰《長沙風土碑銘》，序中有雲：“郡鄰江湖，大抵卑濕……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這樣一個“風俗夷僚”、“蠻越雜處”的“卑濕”“炎熱”之地，在當時普遍為安置貶官謫吏的去處。如王昌齡被貶龍標（今黔陽）、劉禹銘被貶朗州（今常德）、褚遂良被貶潭州（今長沙）等等。當然，也有視湖南為“清絕地”而前來漂泊瀏覽者，如韓愈、李白和杜甫，他們也在湖南一些地方留下足跡及詩篇。
雖為“蠻夷”之地，但湖南在楚文化的影響和熏陶之下為後來湖湘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楚文化作為湖湘文化的源頭，在湖南的曆史上抹下重重的一筆。
2.湖湘學派——湖湘文化的傳承和發揚者
真正將湖湘文化形成體係並且發揚光大的，是湖湘學派。湖湘學派最早源於宋代湖南道州人周敦頤。周敦頤提出了從無到有，陰陽對立、五行相生、變化無窮的宇宙生成說，對湖湘學派的形成、發展，影響極為深遠。他在晚期著作《通書》中提出了以“誠”核心的心性論理論體係，從而奠定了理學思潮的哲學基礎，後人稱他為理學宗主。程穎、程頤都曾受學於周敦頤。周敦頤的理論是以後湖湘學派的思想淵源。
不過周敦頤的主要活動和歸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對於本土影響也不大。而把他所開創的理學傳到湖南並創立湖湘學派的卻是南宋時從福建遷居湖南的胡安國與胡宏父子倆。故有人認為湖湘文化的形成是假借了異地的力量，這有點類似於印度的佛教，佛教在印度萌發，卻在萬裏之遙的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這可能是當時的印度人所沒想到的。
胡安國在南嶽紫雲峰下結廬隱居著書立說，他著有《春秋傳》和《二程文集》，是湖湘學派重要的理論基石。其子胡宏曾拜理學家楊時和侯仲良為師，但主要是繼承和發展了胡安國的理學思想。
胡宏是胡安國的次子，因長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們稱他為五峰先生。胡宏從小就在父親胡安國的督導下研習經學。他年僅15歲時就撰寫了《論語學》和《程子雅言？序》，在當時就是名聲顯赫的少年才子。胡安國逝世後，胡宏獨立治學，寫成了《知言》、《皇王大紀》等著作。成為聲名遠播的一代宗師。當時，一批有誌青年紛紛來到衡山追隨胡宏研經讀史。至此，在思想體係和人才群體上完全奠定了湖湘學派作為南宋一個重要理學派別的基礎。因此，後人評價胡宏“卒開湖湘之學統”。在他教授的學生中，張栻、吳翌、趙師孟等後來都是著名學者和湖湘學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張栻，更成為湖湘學派的集大成者。
由胡氏父子創立的湖湘學派經張栻之手得以向外傳播，走向全國。張栻使湖湘學派達到了極盛。當時學者就評價：“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
將湖湘文化和湖湘之學推向新的高度並且集大成者，是明朝遺臣王夫之（1619-1692年）。他早年在長沙嶽麓書院學習，後隱居家鄉衡陽曲蘭石船山下，故稱船山先生。這位明朝遺臣，著有《讀四書大全說》、《周易內傳》、《春秋世論》、《讀通鑒論》、《宋論》等，也是一代宗師級人物。王船山和黃宗羲、顧炎武被稱為清初三大儒。譚嗣同認為“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稱其思想“空絕千古”。清末民初之際，知識界幾乎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王船山當時在讀書人的心目中，成了諸葛孔明一樣的人物。
宋代以長沙為中心的湖湘學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個學者群體，它那尊程朱理學、重經世務實和包容眾家之長的學風，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氳於三湘四水之間，曆千百年而不竭。從魏源、曾國藩、譚嗣同、黃興到楊昌濟、毛澤東；自嘉道湖南經世致用派、鹹同湘軍集團、戊戌維新群體、辛亥革命誌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身上，都或明或隱，或多或少地閃現出這些傳統文化基因的影響，因而湖湘學派對近代湖湘文化演變所起的作用是極為深遠的。
但凡一個著名的學派都有一定的學術風尚，開創於宋代的湖湘學派也不例外，其學風主要有：
首先是尊奉理學。湖湘學派主要人物的學術思想，都直接淵源於宋代程朱理學的開創者程頤、程顥。胡安國認為自己的學問主要來自二程。張栻也稱二程為“聖學淵源”，學術“亦出程氏”，此後湖南士人一直與朱熹保持著密切的學術聯係。張栻去世後，他的學生許多改從了朱熹。程朱理學在湖湘占據了學術的主導地位。雖然以後也有心學、農學滲入湖南，但這一主導地位始終沒有動搖過。
其次是重經世務實。宋代的許多理學家都有空談心性，不究實用的傾向。湖湘學派雖然也是理學中的一派，卻自創立之初就反對“腐儒”學風；主張“通曉時務”，強調實踐，認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這種思想對於近代湖南的崛起，無疑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在晚清末期，一大批文臣武將的出現，挽大清於將傾，無疑是受到了湖湘學派這種經世致用風氣的影響。
5.江永“女書”，湖湘文化的奇葩
湖湘文化影響中國甚為深遠，在近代曆史上主要是在清末，民國初年以及抗日和解放戰爭時期，在這段時間裏，湖南在政界和軍界出現了一大批偉大的人物，正是這些人物的出現讓湖南享有了全國聲譽。而這些人物幾乎無一不是“須眉”豪傑，與女人似乎沒有太大的關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曆經千年的湖湘文化竟然卻有女人在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化，而且這種女人的文化在近年來成為了世界矚目的焦點，它似乎並沒有融入主流文化，一直在湖湘大地上自生自滅著，直到近年來才被發現，這種文化就是湖南江永的“女書”文化。
在湖南的永州江永縣境內，在這個山清水秀的偏僻小縣之中，孕育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一種專為女性使用的文字，當地婦女們把這種文字叫做“女書”，又稱“女字”。
女書字形娟細秀麗、傾斜修長，呈長菱形。女書有約2000個字符，筆畫形式簡單，隻有點、豎、斜、弧四種類型，書寫時由上而下，先中後右再左，沒有標點符號，排列工整，錯落有致，閱讀時從上往下、從右至左。“女書”也指用這種文字撰寫的作品，寫在紙上的叫“紙文”，寫在布帕上的叫“帕書”，寫在扇麵上的叫“扇章”，繡在布帕上叫“繡字”，內容涉及婚姻家庭、生產勞動、女紅藝術、文化娛樂、風俗習慣、道德情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