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昨日罩在湖南人頭上的光環，曾幾何時，湖南在經濟大潮中已經悄然落後，湖南人隻懂政治軍事不懂經濟的質疑聲不絕於耳，麵對現實，湖南人是繼續沉迷於昨日的輝煌，還是奮起直追，再現今日“經濟湘軍”的又一傳奇？湖南人不會退縮，湖南人會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在新經濟大潮中占得一席之地。
1.經濟複興：湖南任重而道遠
曾幾何時，在軍界政界獨領風騷的湖南，在現代的經濟大潮中卻開始落伍了。近現代以來，湖湘有誌之士無不以參與政治甚至獻身政治為榮，在這一思潮和大環境的影響下，近現代中國曆史上出現了大批政界或軍界的人物，他們為近代的湖南曆史書寫了光輝的篇章。
社會在不斷的向前發展，這些原本令湖湘兒女熱血沸騰的曆史榮耀，卻似乎成為了現代化建設的沉重包袱，成為了經濟發展的一種隱性阻力。時下社會中流傳的“湖南人隻會搞政治，不會搞經濟”，“湖南人長於沙場，短於市場”等傳言和輿論，不僅成了多數外省甚至外國人對湖南人的偏見，也成了湖南人心中的一大包袱，壓得心高氣傲的湖南人有點喘不過氣來。
對湖南的經濟狀況，近些年有很多的非議。湖南人自己對此也頗為氣餒。確實，與政治、軍事乃至文化上令人驚歎的建樹相比，湖南的經濟分外相形見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湖南的經濟指標在全國的排序中並不理想。
與湖南可比性最強的湖北相比，二者地理位置大致相同，人口、氣候和國土麵積也非常類似。在中國古代，兩省很大一部分土地與居民同在楚文化的熏陶之下，後又長期同屬於湖廣省管轄。經濟發展水平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相差無幾，且湖南不亞於湖北。可是近10年來，湖南的經濟已經慢慢落後於湖北了。2000年湖南的GDP比湖北少584.44億元，2001年少679.28億元，2002年少690.04億元，2003年則少762.98億元。2003年，湖南人均GDP為7554元，湖北為9011元，數字雖然是枯燥的，但它反映出湖南的經濟確實已經落後於自己的兄弟省份了。
有一組數據準確的顯示了湖南經濟地位的尷尬。
一是從人均經濟總量分析。湖南近年來經濟總量一直處在快速增長期，2000年全省GDP為3692億元，占全國的比重由1978年的4.06%、1990的4.00%上升到4.13%。不過，湖南的經濟總量在全國的位次卻從1997年後移至第12位，人均GDP2000年為5639元，按當年彙率折算為693美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439元。按照這一指標，湖南隻能說處在工業化中期初始階段。
二是從產業結構分析。湖南二、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盡管從1992年起分別超過第一產業，但層次仍然偏低。2000年第一產業比重為21.3%，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5.9%達5.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僅實現39.6%，低於全國平均50.9%水平約11個百分點。
三是從勞動力結構來分析。湖南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一直呈現逐年下降的態勢，從1980年的77.0%，下降到1999年的56.3%，下降了20.7個百分點。不過，大部分勞動力仍然為“吃飯”而勞作，非農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較全國平均水平相差9.3個百分點。
當時代的車輪駛進曆史新的驛站，湖南該用什麼姿態來麵對？是繼續躺在過去的政治功績上沾沾自喜、夜郎自大，還是與時俱進、大膽創新，發展湖南的經濟，讓湖南的驕傲和自豪在二十一世紀繼續延續，這是擺在每個湖湘兒女麵前的問題。
一、政熱經冷，湖南人要轉變思維
在外敵入侵，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的年代，崇尚政治無可非議，獻身政治也十分光榮。然而，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年代，發展經濟無疑成了時代的主旋律。
湖湘文化作為一種崛起於宋代，輝煌於近代的地域文化，由於其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因而創造了輝煌的政治功業。然而，有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湖南與廣東、浙江、山東、江蘇等發達地區的差距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湖湘文化與嶺南文化、江浙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其影響力也越來越不能與之相提並論。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無疑是多方麵的。但從根本上說，也即從市場經濟對文化的要求這一角度來說，湖湘文化與現代市場經濟之間，兩者的排斥力要遠大於親和力。從總體上看，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湖湘文化中缺乏發展現代工商業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文化基因，缺乏江浙文化中那樣一種深厚的工商傳統和商品經濟意識等發展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文化資源。湖湘文化蘊涵的重名輕利、崇尚政治、崇尚權力、爭強好鬥、合作精神差等文化精神元素，都是不利於市場經濟發展的。”
湖湘文化重政治輕經濟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有識之士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湘人楊度在20世紀初就已指出：“湘軍以百戰之餘，遍布全國，出湖南之境而適他者，幾無一處官場、軍隊，不有湘人之足跡。蓋至此時，而湖南人亦幾於除農業以外，唯以做官與當兵二者為生活之途。為農則勞，為工商則不諳熟，而做官以剝民財，當兵以糜國餉，斯其事至易。儒以做官為出路，農以當兵為遁數，此種風氣，深人人心，絕未見有謀於實業界立足者，且或以此為恥，而鄙夷不屑。其結果也，影響於湖南人之生計至大……今日世界，為經濟戰爭之世界，湖南人不競爭於工商，而推做官與當兵之競爭，必對於國外而為外人所壓，對於國內而為閩、粵、江、浙之人所壓，其以淘汰而劣敗必矣。”楊昌濟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以廣東之人與湖南之人比較，廣東人則從事於海外貿易，湖南人則多從事於政治、軍事。今廣東人之海外貿易方駸駸發達，而吾湘人軍事上之勢力掃地盡矣。此亦生利與分利之辨，吾湘人所宜深長思者也。又以湖南之人較江西之人，亦得有同一結論。湘人之諺曰：‘無江西人不成口岸，無湖南人不成衙門。’若以此自矜者，其實窟穴於衙門固非最上之業，且非長久之計也。”
可見百年前的楊度就已經意識到了湖南人重政治輕經濟將會帶來不良的後果，這種預見在百年後的湖南似乎成為了現實，我們是歎服楊度的高遠見解，還是惋惜湖南經濟的落後現狀？
過去的輝煌已經成了曆史。作為一個既不在東部沿海又不在西部開發之列的湖南，作為一個曾經廣泛被人稱道的“湖廣熟，天下足”的傳統農業大省，應該如何發展，的確是值得每個三湘兒女深思的問題。
二、湖南需要變成農業強省
無農不穩，無工不富，這是人們早已熟知的一大定律。千百年來，重農思想已經在湖南人的頭腦中紮下根來。
湖南人的思想導師王夫之在幾百年前就已經十分重視農業生產的作用。他說，“開民之利，勸民以耕，使裕於養”，以“裕國而富民”。他評價道，“農人力而耕之，賈人詭而奪之”，重農抑商思想溢於言表。
與曾國藩同時代的左宗棠，其重農意識更是湘軍將領中的代表人物。
在西北督辦軍務時期，左宗棠就大力墾荒屯田，以求西北的長久發展。在陝甘時，他引用“廣田”和“區田”方法對付大旱，左宗棠還從內地引進南方產量較高的稻穀，並專門從湖州雇傭熟練工人帶著蠶種推廣蠶桑種植紡織，以改變農作物品種單調、產量不高、農業特別落後的情況。在甘肅，他動員民間種植棉花，並編印《棉書》和《種棉十要》手冊，讓農民詳細地了解種棉的方法，在左宗棠的努力下，西北的農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左宗棠不但在思想上重農，而且身體力行，興農事，著農書，可以稱得上是一個農學專家型的領導人物。
深受湖湘文化影響的毛澤東亦對農業極其重視。
早在1934年，毛澤東就提出要把農業生產放在根據地“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從50年代末起，毛澤東又一再強調農業的重要性。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的著名論斷，並在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宣布要“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發展農業放在首要地位，正確處理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堅決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
作為一個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國家領導人，毛澤東深諳農民之苦，深知農業之要。這一思想，也直接促使了新中國農業的快速發展。
在延綿幾千年的中國農業社會中，重農文化給湖南人帶來了富足、安寧和榮耀。然而，當技術進步和製度變革不可逆轉地推動人類社會邁向工業文明和工業社會時，湖南人沒能及時走出重農文化的影子，失去了一個又一個發展機會。以致近年來湖南的經濟已經落後於沿海發達省份，甚至被兄弟省份湖北所超越。
湘人何以如此重農？這時一個回答起來頗為複雜的問題，湖湘文化的重農基因應與湖南的地理狀況有關。
湖南地處我國長江中遊以南，屬內陸省份。湖南以平原、低山與丘陵為主，東、南、西三麵山地環繞，東麵為湘贛交界諸山，西北有武陵山脈，西南有雪峰山脈，南部為五嶺山脈，隻有中部和北部地勢低平，呈馬蹄形的丘陵型盆地，而這一盆地北麵又為洞庭湖所環繞。可見，湖南是一個三麵臨山、一麵臨湖的“四塞之國”，這一地理特征使得自古以來的湖湘人必須不荒農事，精耕細作，方可求得生存。久而久之，湖湘人掌握了先進的農耕技術，在中國農業史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雖然重農是湖南人的一大“劣勢”，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以轉變成某種優勢，湖南的農業優勢在現代工業中可以體現出來。
湖南的農業一直以來有自己的優勢，湖南的主要農副產品產量在全國居於重要地位，其中糧食居第一位，苧麻也是居首位，生豬、茶葉、棉花、油料、烤煙和淡水產品都居全國前列。
湖南有品種繁多的優良作物，動物資源豐富，禽畜品種達270多種，經濟魚類160多種。盛產糧食、棉花、油料、茶葉、生豬、鮮魚、煙葉、蠶繭、甘蔗、珍珠等農產品。
如此繁多的種類，為湖南發展與農業相關的產業提供了契機。但湖南農業產業化程度水平卻相對較低。主要表現為：一是農產品的深度加工不夠。2003年湖南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產值與農林牧漁業產值之比為0.43：1，遠低於廣東省的2.09：1、湖北的0.78：1.湖南主要農產品包括糧食、生豬、柑橘、水產品等大多數農產品還是以銷售初級產品為主，大多局限於淺層次加工，產品附加值不高，利潤空間也不是很大，老百姓從農業中得到的實惠也不是很多。二是湖南真正有商品批量，在市場上占有一定份額的名特優農產品較少，相當一部分農產品還停留在“一流的產品，二流的銷路，三流的效益”的尷尬境地。三是目前湖南對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投入仍然是以企業和農產為主，農業產業化投入機製滯後，發展後勁乏力。湖南急需走出一條產業化的道路，讓湖南真正的從農業大省變成農業強省。
由農業大省到農業強省的轉變，湖南要轉變自己的觀念，現代農業依然是湖南發展的重中之重。
一、農業不是夕陽產業，而是永遠的朝陽產業。無論哪個時期，都離不開農業的支撐，尤其是中國有著13億的龐大人口。沒有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以，農業被中國人稱為農本。農業是人類社會的基石，現代經濟並沒有消滅農業，而是促進了農業經濟的極大發展。在現代國際經濟中，農業的地位並沒有削弱，反而進一步加強。即使是工業和第三產業發達如美國，它的農業依然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現代農業不是傳統農業，而是農業工業。農業很重要，但是農業的傳統生產方式的確效率低下。現代農業就其生產方式而言，是屬於現代工業的範疇，就其交易方式而言，屬於現代商業的範疇。忽略其產品的性質不算，現代農業與其他現代工業門類沒有多大差別，如果把農產品看成是商品，那麼現代農業就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英國、日本、德國等現代化發達國家中占有相當的地位，農業工業甚至是大國的經濟支柱之一。
三、經濟複興，湖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湖湘文化的軍事精神和軍事思想曾很好地引導湖湘子弟投身到社會變革中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當前改革開放和振興經濟的新的曆史時期，湖南不再有昔日的光榮，在產業振興和經濟發展的時代大潮中，他們落伍了。
湖南企業規模一般都不大，產業結構失衡。一是工業整體實力不強，經濟總量偏低。湖南與全國平均水平特別是發達地區相比，產業化還有明顯差距。二是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產業比重較大，高技術產業發育不足，支柱產業不突出，尚未形成對整個工業經濟的強力帶動作用。三是缺乏大企業大集團的支撐和帶動。優強企業少，產業集中度低，企業規模小而散。與青島一個城市擁有的著名企業相比，湖南在這方麵的差距非常明顯。到2005年，湖南進入國內500強的企業集團隻有7家。
要改變湖南企業的規模小、專業化生產水平低、產業分散狀況，首先必須走國際上比較通行的集團化發展道路，走集團化發展的道路，湖南也有成功的先例。
1997年10月，處在困境中的湖南鋼鐵工業“三強”的湘鋼（原湘潭鋼鐵廠）、漣鋼（原漣源鋼鐵廠）和衡鋼（原衡陽鋼管廠）組建華菱集團後，從1997年至2004年，銷售收入由55.46億元增加到154億元，一舉闖入了全國十大鋼鐵企業的行列，實現了低投入、低成本與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完美結合，鋼的年生產能力從200萬噸迅速躍升至600萬噸以上，其生產的高附加值產品占到了2/3以上，成為湖南省第一家銷售收入超過200億元的企業。
不僅如此，而且近年來華菱集團外貿發展勢頭強勁，鋼材出口繼續大幅度攀升，出口量僅次於鞍鋼、寶鋼，躍居全國三甲之列。
無論走什麼樣的道路，人才永遠是第一位的。湖南經濟要發展，產業要振興，就必須培養產業領軍人物。領軍人物昌盛是振興湖南經濟、打造產業湘軍的前提和基礎，湖湘自古英才輩出，湖南的領軍人物多集中在軍事領域，但是在今天，要振興經濟，湖南需要的是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經濟、會管理、善經營的企業領軍人物。湖南的發展要靠一大批實業家，靠一大批以發展經濟為己任的產業精英。才能夠使湖南的產業振興、經濟興旺。
有人說湖南人很聰明，智商很高，湖南人都是諸葛亮，而廣東人是劉備。但諸葛亮再聰明，也是為劉備打工。湖南人缺乏經濟的帥才，缺乏高水平的企業領袖，這就是為什麼當今湖南落後的原因之一了。
四、利用自身優勢，湖南經濟騰飛不是夢
湖南地處中國腹地，區位優勢似乎並不明顯，但反過來，湖南卻有其獨特之處。
在中國地圖上，可以發現湖南是連接中國東西南北四大經濟中心（北京、上海、廣東、重慶）的中心地帶，以長沙為中心，抵達四大經濟中心均十分便捷。地理位置上這樣一個安排，給了湖南溝通南北連貫東西的得天獨厚的地位。
湖南在中國中部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一向在政治上敢為天下先的湖南人應該抓住其中的優勢，揚長避短，從而力爭使湖南走在中部崛起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