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崛起戰略是一項長期的係統工程，需要采取很多重大戰略舉措。這些舉措，有目前的，也有長遠的；有中部區域之內的，也有與其他區域相聯係的；有中央政府的國家政策援助，也有區域內各級地方政府的自選動作，等等。中部崛起打的是持久戰，在戰略目標的選擇上不能急於求成，悲觀論和速勝論都是不可取的，浮躁心態和短期行為更是有害的。隻有認清這些，並抓住帶全局性、長遠性、基礎性的重大問題，作出正確決策，紮紮實實奮鬥幾十年，才能收到崛起的真正實效。
湖南要在中部崛起，首先要在組建二個城市帶中下工夫。
1、洞庭湖城市帶要先行
“兩湖”平原係指湖北省的江漢平原和湖南省的洞庭湖平原。該區域包括湖北省荊州市、仙桃市、天門市、潛江市以及湖南的嶽陽市、益陽市、常德市，現轄18個縣、11個市和10個區，總麵積近8萬平方公裏，總人口有3000萬。該區域江湖水係相通，產業結構相近，發展水平相當，經濟文化往來十分密切，形成了有一定聯係的區域性經濟體係。
該區域內的城市化更確切地說是城鄉一體化，市場外向化。必須堅持基礎建設先行。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兩湖”平原經濟區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要全麵規劃、統籌兼顧、標本兼治、綜合治理，重點加強長江幹堤和洞庭湖圍堤及荊南四河和湘資沅澧等支流堤防、分蓄洪區和城市防洪工程建設，抓好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逐步建成完善的防洪、排灌體係，真正實現“江湖安瀾、百姓安居、外商安心”。進一步加強橋梁、公路、鐵路、港口、機場建設，健全暢通、安全、便捷的現代化綜合運輸體係，為產品外銷打通渠道。
2、組建長株潭經濟區
湖南組建中心城市帶，無疑會落在長沙、株洲、湘潭三個城市身上。
湖南多年來一直在呼籲長株潭一體化（即長沙株洲湘潭一體化）。一直以來，長沙、株洲、湘潭三市就被稱為湖南的“金三角”。
在未來的長株潭經濟專區中，長沙將成為農業工業化的科技和信息中心，株洲將成為流通和貿易中心，湘潭將成為加工業中心，三足鼎立，互為依賴，互相補充，這一地區也將成為中國的食品工業、輕工業、生物生命工程和信息貿易中心。長株潭經濟區的一體化進程無疑會使湖南的經濟更加快速的向前發展。
近年來，湖南的經濟在加快向前發展，被稱作“長沙四小龍”的長沙縣、瀏陽市、望城縣、寧鄉縣等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令人耳目一新。長沙縣作為“三湘第一縣”，已昂然挺進全國百強縣之列，在其所屬的長沙經濟技術開發區，薈萃了遠大空調、三一重工、伊萊克斯等眾多知名企業。“長沙四小龍”現象，濃縮了一個中部農業大省的縣域經濟力圖擺脫“農業大省，經濟弱縣，財政窮縣”之困而走向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探索與實踐，也提供了壯大縣域經濟的思路、戰略和路徑，這就是湖南人應充滿經濟自信的理由之一。
毋庸諱言，整個湖南，包括長沙市和“長沙四小龍”，與全國發達地區相比，經濟發展的差距仍然很大。但湖南的經濟依然在積蓄力量，假以時日，湖南將會開始自己的騰飛之旅。
2.文化繁榮：湖南要更上一層樓
一、革命文化，湖南曾經的榮光
湖湘文化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經世致用的文化熏陶使湖南人多了些血性。
湖湘文化中的這些精神特質被曆代湖南人傳承下來，一直潛藏在湖南人的細胞裏，流淌在湖南人的血液中，每當遇到重大事件或強烈的外部刺激時，這種特性便勃發出來。
自清代以降，國難日益加深，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湖南人的這些精神特質便爆發出強大的能量，使湖南成為國人矚目的焦點。
這種以湖湘文化為底色的革命激情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湖湘革命文化，它突出表現為湖南革命精英輩出，影響中國極其深遠。在這其中有被稱為“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的黃興；首舉義兵倒袁，誓死維護共和國體的蔡鍔；為民初憲法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還有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精英，他們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史上所演出的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曆史話劇，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曆史的進程，為中華民族開辟了新的前進道路。
辛亥革命時期，據說孫中山鑒於湖南人為推倒滿清的專製統治所付出的巨大犧牲，當他途經湖南，見到湖南到處是紅土地時，感慨頗深地說：難怪湖南的土地是紅的，這是湖南革命黨人的鮮血染紅的！
湖南人苦幹實幹勤勉務實的革命作風，是千百年來湖南人自強不息、堅忍不拔的奮鬥精神與奉獻精神的延伸，是湖湘文化實學思想在革命戰爭年代的發揚光大。為救民於水火救民族於危亡，湖南革命精英埋頭苦幹，拚命實幹，隻講奉獻不求索取；為了革命大業不計個人得失，不計個人恩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二、崇官文化，湖南要加以改造
提起近代湖湘文化，人們總會將總督、巡撫、總理、主席之類的顯赫官職聯係起來。而提起湖南的富商巨賈人們腦中幾乎一片空白，可見湖南人對當官是比較感興趣的，而經商文化似乎不太濃。
湖南自清代以來便有“中興將相，什九湖湘”、“無湖南人不成衙門”之說，這些都是對湖南人“好當官、擅當官”能力的誇耀。的確，自清代以來特別是近百年曆史上，湖南湧現出了無數位高權重的官員，從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到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的領袖人物，再到共和國的大將元帥，開國元勳，一個個響亮的名字，無不與顯赫的官職、無上的權力聯係在一起。如此傳承教化，年深月久，逐漸形成了湖湘文化中極具特色的崇官文化。
湖南人崇官，與之對應的是，湖南人在曆史上對經商沒有太多的好感，抑商之風在湖南一直比較盛行。
千百年來，湖湘大地上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種綿延不絕的、濃鬱的崇官抑商的文化氛圍呢？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其一，相對中原之地，湖南屬於那種地理位置相對封閉，處在中原文化邊緣的“蠻夷之邦”，這使得湖南人比較封閉、保守、中庸。就古代湖南地理位置而言，想南進兩廣，有五嶺阻越；欲西聯川滇，湘黔巴蜀交接之處則有大河大山隔斷；想北上中原大地，則有長江天險。所以大多數情況下，湖南都是與世隔絕的。相對封閉、邊緣的地理位置，又怎可會與“徽商”、“晉商”、“浙商”這些著名商幫去競爭呢？
其二，湖南是傳統的農業社會，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使得湖南先民堅守著“三山六水一分田”，固守著中國曆史上“農為本、商為末”的貶商、斥商、蔑商的傳統。
其三，重義輕利的理學傳統價值、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使得千百年來湖南人無意尋利於道路。毋庸諱言，重義輕利作為一種理想追求和處世法則，對於彰顯湖湘士人的高尚的品格無疑是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但是重義輕利這種義利觀有著它的消極一麵。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與重義輕利共生的，是“重農抑商”的經濟思想。這種輕利、輕商的思想影響，至今仍在湖南人心中有很大的市場。
千年湖湘就是在這種氛圍之中，催生著一代又一代的政壇明星、官場顯赫要員，到了近代更是達到了一種頂點。如果說，在農耕文明時代，這還是一種不錯的選擇的話，那麼，當一個民族以獨立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特別是當工業文明浪潮席卷全球的時候，這種一味地崇官，輕視甚至是鄙視工商之利的觀念便值得好好地檢討了。
在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裏，湖南要實現經濟騰飛，就必須要將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轉換。
其實在湖南近代史上，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了，並且作出了相當的努力。比如陶澍，他中國近代地主階級改革派前期的領袖人物。他是第一個將商品經濟的運行機製引入改革中，並取得了巨大成就。陶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鹽方麵卓有成效，被學術界視為“中國近代經濟改革的先驅”；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倡導洋務運動，建立了中國第一批近代工業企業，成為中國近代化道路上最不能忽視的人物。同時，近代湖南也曾產生了一些比較傑出的實業家和企業界人士，如蔣德鈞、梁煥奎兄弟、李燭塵等人。這些亦官亦商之人，為湖南向商業文化的發展邁出了第一步。
然而時至今日，湖南在向現代化工業和商業邁進的進程中是不大盡人意的，湘商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似乎還沒有完全成形。
一個已為國際經驗證明的基本規律是，幾乎所有經濟發達的現代化城市或者國家，首先是商業高度發達和成熟。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湖南人如何向現代商業邁進，這需要超乎尋常的思想和舉措，同樣也需要發揮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的氣概和膽略，商業湘軍才能在未來走在中國甚至是世界的前麵。
三、湖南要走出爭鬥文化的陷阱
湘人好鬥，這是自古以來就形成的。湖湘文化似乎有“好鬥”的基因，湖南人也有“好鬥”的天性。千百年來，湖湘文化最厚重的底色是“鬥”；湖南人自己最引為自豪的是“鬥”；湖南人讓別人最熟悉、最欣賞、最害怕、最厭惡的，還是“鬥”。
湖南人“好勇鬥狠”性格的生成，是血緣、地緣以及移民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血緣上來說，湖南古代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向來被稱為“蠻族”或“南蠻”，保留著強烈的原始野性；從地緣上來說，湖南東西南三麵環山，北阻洞庭，自古號稱“四塞之國”，因與外界交往少，民性鮮不“倔強”；從移民角度來看，湖南曆史上不斷有移民“遷人入，為求生存，移民與土著居民常因爭山占田而打鬥不止……各種因素因緣際會，錯綜影響，促成了湖南人“好鬥”的性格。
將湖南人突出性格概括為“好勇鬥狠”四個字，不純是貶義，也不純是褒義，它蘊涵了湖湘“好鬥”性格中積極意義與消極意義並存的雙重特征。
從積極方麵來說，這種“好鬥”的性格才使近百年的湖南演繹出“無湘不成軍”、“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等種種“神話”，也才會催生出一大批個性鮮明的仁人誌士。
但從消極方麵來看，“好勇鬥狠”又是與“狹隘”、“自負”、“蠻幹”以及“不講理”等負麵詞彙聯係在一起的。特別是當它與不當的時間、不當的環境、不當的對象聯係起來時，則隻會演繹出一幕幕令人扼腕的悲劇。
在曆史上，“曾、左”失和已被我們所熟知。在湘軍諸多將領中，不但是“曾、左”不和，其他的將領不和者也很多。
例如郭嵩燾與左宗棠，這兩位湘陰老鄉不僅有姻緣之親，起家發跡時更是惺惺相惜，同舟共濟。然而這樣一對惺惺相惜的至交，在各自功業有成之時，卻走上了互不買賬的傾軋之路。1865年，因在對付閩南太平軍問題上意見相左，時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與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互不相讓，關係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終結果是郭嵩燾被迫離開廣東，自此長達10餘年閉門於湘陰老家，其心中之鬱悶不言而喻。
當然，湘人“好勇鬥狠”絕不僅僅隻體現在湘軍將領之間的爭鬥上。就是湖南的一般民眾階層，爭鬥起來也讓湘軍的內鬥看起來微不足道。
據湖南各地的史料記載：“湖南民風強悍，樂於械鬥，一語不諧，動起爭執，爭執不平，各糾合其族數十百人，結鬥尋仇，累世不息。”據《江華縣誌》記載，江華縣“械鬥之風以縣西北區為最盛，兩村之間每每為爭荒而起械鬥，殺人流血，有積數年而怨恨不消者”等等。其實引發械鬥的導火線往往是一些不足掛齒的芝麻小事，譬如爭閑田，占山地，搶水源以及夫妻鬥嘴等等，這些本可大化小，小化了的事情，在好鬥的湘人眼裏卻成了事涉家族榮譽地位的天大事情，故一語不和即舞刀弄鋤，血濺山野。
“好勇鬥狠”是湖湘文化性格的一柄雙刃劍，隻有用到好處，才能方可彰顯湖湘兒女的大丈夫本色，方可成就湖南人“無往不勝”的種種輝煌。而當它發揮不當，運用不當的時候，則隻會破壞湖南人的團結，敗壞湖南人的聲名，甚至阻滯社會發展的進程。
四、湖南要走出自負文化的巢穴
湖南人的自負，在曆史上就已經出名了，早在春秋戰國時代，“楚狂人”的名聲就已赫然在外，這是被稱為中國文化聖人的孔夫子對楚人的感性評判。19世紀下半葉，曾任湖南布政使的李榕說湘人“氣太強”，曾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則說湖南人“好勝尚氣”。這種“任氣”，這種“尚氣”，體現的既是湖南人彌久以來鑄成的血性，但同時也不乏一種自負的因子流淌其中。
而立在湖南嶽麓書院的那幅“惟楚有材”的對聯，更是將湖南人的自負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湘軍的崛起，對湖南人這一自負的文化性格的形成，無疑起了巨大的作用。自此以後，“無湘不成軍”響徹中華大地，湖南人從中平添出許多自負豪情。楊度一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便道出了這位少年才子的萬丈豪情。
清代“中興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就以自負和傲氣出名。當他還是曾國藩帳下幕僚的時候，就以當今諸葛亮自居。這種自負一直伴隨左宗棠的一生，他不無自負地稱：“譽我非我，毀我非我，我自有我，與人無幹，且直直快快地還一個我。”這種自負和狂傲可謂自古以來罕有。
湖南人憑著一股子精神，篳路藍縷，曾開拓出一條條新路，創造出湖湘曆史一個又一個的輝煌。因為人有時候是要有一點“自負”精神的。
但過度自負，便極有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劇。那位寫下《湖南少年歌》的湖南才子楊度，從小就樹立了“澄清天下”的誌向，而且養成了一種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對什麼事情都當仁不讓的性格。而正是這種自負和幻象蒙蔽了他的一生，造成了他悲劇般的人生。
其實自負與自卑從來都是聯係在一起的，在湘人自負心態的背後，也有著自卑的情結。一方麵因“鹹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而驕傲自豪，念念不忘“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的昨日輝煌；一方麵卻因湖南文化、經濟發展滯後的窘境，而截取政治、軍事的輝煌作為一種心理補償，大談“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誌，湖南當作普魯斯”，掩飾文化、經濟的自卑。自負與自卑就這樣奇妙地結合在湘人的心理意識中，也在今天的經濟大潮之下日益顯現出來。
文化的發展需要自信的力量。湖湘文化之所以在近現代活力四射，使湖南成為最有文化特色的省份之一，也得益於不斷地注入了自信的因素。從王夫之集湖湘文化之大成，構建一個較為完整的文化體係，到魏源等提倡開眼看世界，這都體現出一種文化的自信。也正是在這種文化自信中，湖南人以天下為己任，自強不息，代代相傳，形成了一種令世人敬仰的湖南精神。
自信的力量還表現在文化的自省。自信的文化充滿著自我審視的勇氣，它不僅能充分地肯定自我的優點，也能正視自己的不足和存在的缺點，並以此作為挑戰自己的動力，而不斷完善自己，最大地實現文化所傳遞的內在價值。正因為能正視不足和缺點，因此就能勇於創新，培養人們積極進取的精神，麵對困難或挫折，決不氣餒，決不輕言放棄，發揮出文化所具有的最大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