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在這一章裏，我們將帶你了解王夫之的教育思想。他是明清之際哲學家、教育學家。以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社會進化論和“日生日成”的人性論學說為基礎提出其教育思想，提倡依照兒童的特點對其進行教育。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湘西石船山（今衡陽縣曲蘭），故後人稱船山先生。曾讀書嶽麓，24歲考取舉人。青年時與友人組織“匡社”，立誌匡時救國。清貴族入京，他舉義兵於衡山，抗擊清兵南下，戰敗退肇慶，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因上書要求改革，反對東閣大學士王化澄結黨營私，屢遭不測。遂至桂林，助瞿式耜謀策抗清。桂林複陷。他心懷憂憤，最後遁跡衡陽，築土室於石船山，刻苦研究學問，發奮著書立說，勤懇授徒講學，達40年之久。康熙三十一年病逝於石船山下湘西草堂。
他以接近反映論的原理，闡明並發展了中國古代關於“學”與“思”“知”與“行”相結合的教育原理。提出了“學思相資”，以“心思”為主和“行可統知”，以“行”為基礎的教育教學理論。王夫之他把教育比作冶煉大爐，說明教育對人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在於發展和增強“天性”，養成和變革“習性”。他將人的形成和發展與知識的積累和德行的養成統一了起來。
他認為，由於社會是不斷進化的，所以人類的文化教育也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教育的發展，依賴於政治經濟的發展，“衣食足”而“天下治”，“乃可以文”。若是人們還處在“日爭一飽，夜爭一宿”的情況下，就不會有文化的繁榮和教育的發展，故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與之相結合的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是文化教育發展的首要條件。他認為人們有了飯吃，能安居樂業，社會風氣好轉，就會影響學校教育，使學校教育可以更興旺。
在王夫之的教育思想中，始終貫串著反民族壓迫的民主思想，主張教與學都要為“當世之急務”服務，不能以當時俗儒的“流俗之心”去從事教學，使學者“無心無目”，把國家民族的危亡置之腦後。所以，教人為學，要先教人“立誌”，“誌定而學乃益”，若“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尚全其樸也”。同時他也反對閉門記誦辭章的“專經保殘之學”，認為這隻能使學者“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辨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而發為文章，侈筋脈排偶以為工”。結果是無益於“身心”，無益於“倫物”，無關於“政教”。教育要“造時合用”，才能造就“今日之才”。
王夫之是怎樣論述知與行的關係？
知行關係是古代哲學家、教育家們的重點論題。在這一點上，王夫之的觀點與朱熹的“知先行後”說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法都不同。他主張行先知後，知行並進，相互為用。他認為行的過程中可以獲得知，離開行，就無以知。他認為知與行是不同的，各有其功用，二者相互為用，才能取得更大的效力。他還指出“力行然後知之真”，知的目的也是為了“行事”，即力行不僅是獲得真知的可靠途徑，而且是知的目的。
王夫之強調在教學過程中，必須著重力行實踐，即“教必著行”。教的知識，雖不能完全付諸行，但是教師必須要求學生努力實行。學以致用，才達到了教學的目的。王夫之的知行觀以及“教必著行”的思想，是合乎唯物主義認識論和教學論的，是對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及其“讀書窮理”和“格心”的教育的批判和修正。
王夫之是怎樣論述教與學的關係的？
王夫之所談的教與學的關係是他的教育思想最有特色的地方。他指出：“夫學以學夫教，而學必非教；教以教人學，而教必非學。”闡明了教與學既有聯係，又有區別，學不等於教，而教也不能替代學。他還指出教學過程歸根結底是教為了學，教師主要起指引的作用，進德修業的工夫，則靠學生“自悟”。教師當然要教，但“教在我而自得在彼”學生一定要勤勉，他說：“學者不自勉。而欲教者之俯從，終其身於不知不能而已矣。”反過來說，為了使學生自勉，教師就不應該降低標準去迎合學生不求上進的要求。而要做到“自勉”，關鍵在於有內在的動力。“若未有自修之心而強往學之，則雖教無益”。同時，他也要求教師須是“善教者”。隻有教學活動使學生感興趣，覺得有收益，學生才會願意學。教師必須順應學生的情感和興趣，加以引導，使之樂學，而不能一味地強迫學生勤勉刻苦。
大開眼界
王夫之在兒童教育方麵，亦有新鮮的見解。認為兒童教育要適應兒童的特點，為兒童所能接受，同時認為兒童易受外界影響，可變性大，便於“求通而不自錮”。故教育者必須“正其始”，“養其習於童蒙”。王夫之著作，今存者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四書訓義》《張子正蒙注》《思問錄內外篇》《黃書》《噩夢》《讀通鑒論》等72種，358卷，後人編有《船山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