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實提高時期。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0世紀中期，即從秦統一中國後曆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權的封建製度在分裂和統一的曆史過程中進一步發展完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也不斷發展。軍事技術有新的進步，鐵兵器種類增多，殺傷性能有所提高；軍事交通、築城、造船也有較大發展。唐代發明了火藥並開始應用於戰爭。騎兵、水軍在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各朝軍製多有所變革，武裝力量體製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軍、地方軍和邊防軍三大部分組成，集權於皇帝。北朝後期創立的府兵製經隋至唐初而趨完善，成為兵農結合的軍事製度；征兵製、募兵製等兵役製度交相施行。戰爭規模擴大，時間延長，區域範圍廣，大規模的騎兵集團作戰、橫渡江河作戰、水上交戰以及水陸配合作戰較多。漢代注重兵書的搜集整理，並將兵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類。這一時期軍事思想在繼承先秦傳統的基礎上，側重於實際運用，內容更加豐富，水平進一步提高。
高度重視戰略謀劃
在幾次統一中國的戰爭中，一些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思想和決策能力。楚漢戰爭中，漢對經營基地、收攬民心、分化對方、爭取盟國以及正麵堅持、敵後襲擾、兩翼牽製等戰略運用甚為成功。東漢統一戰爭中，采取西和東攻，先關東，後隴蜀，由近及遠，各個擊破的戰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在多極鬥爭中，聯盟戰思想的運用生動、突出。諸葛亮的“聯吳抗曹”，孫權的“聯魏擊蜀”，曹魏的離間吳蜀、坐山觀虎鬥等，在不同情況下分別運用，各有成效。諸葛亮的《隆中對》提出了分清形勢，建立根基，內修政事，外和諸戎，聯盟抗敵的戰略思想。隋唐五代時，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後又采取擊北防南的戰略，對突厥“離強合弱”，擊逆撫順；對陳軍事手段與政治手段並用，虛實結合，疲敵誤敵，伺機一舉擊滅。這些都表現出戰略運用的靈活性。李淵集團為統一全國采取的因勢借力、以屈求伸、乘虛入關、居險養威、先急後緩、各個擊滅群雄的戰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榮的“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戰略規劃，亦不失為有識之舉。這些戰略思想和決策體現了從實際出發、駕馭全局、遠謀多算、靈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黃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訓》《戰略》等專門闡述戰略思想的軍事著作的出現，使製定和實施戰略的藝術更加深刻和係統，而“貴謀賤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成敗在乎智”，“以計代戰一當萬”等，均成為膾炙人口的重視戰略運用的名言。
國防指導思想呈現新的特點
根據當時大一統的政治局麵及周邊形勢，秦朝修築萬裏長城，體現了因地形，“用險製塞”“限胡馬之足”、以牆製騎、安邊設防的思想。漢朝組建大規模騎兵集團後，轉而采取“以騎製騎”之策，抗擊強大的匈奴騎兵，由單純防禦轉入攻勢防禦。漢朝還在秦徙民實邊的基礎上，推行軍屯實邊措施，形成了兵農結合固圉強邊的一種新形式。秦漢時，重視軍事交通建設，形成以都城為中心、幹線縱橫、通向邊遠地區的交通網，提高了軍隊的機動性。漢初“文武並用”的治國強兵方略，“以蠻夷攻蠻夷”的對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將全國劃分為若幹個軍事戰略區，采取重首輕足、中外相維的兵力部署原則等，對後世均有較大影響。
作戰指導思想有新的發展
重視利用騎兵機動性強的特點，采用多路出擊、以快製敵、長途奔襲、窮追猛打的戰法，注重多兵種運用；大規模江河作戰，水陸配合，多路分進合擊；城邑戰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為戰爭成敗的關鍵。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圍城打援、一舉兩克的戰法影響深遠。野戰中更注意對地形的詳盡考察，聚米為山（即沙盤雛形），因地用兵。《衛公兵法》提出了速決和持久不可偏廢的觀點。《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聯係戰爭實踐，對虛實、奇正、攻守等範疇的闡述更為係統、辯證，強調“致人而不致於人”（即奪取戰爭主動權）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太白陰經》強調戰爭勝負取決於人謀和國家富強；提出“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闡明了“形”（物質）與“神”（精神）的辯證關係，發展了《孫子》關於“形”的理論。